杨开渠先生的故事（七）
编者按：新时期，在学校全力以赴进行“双一流”建设之际，“川农大精神”是我们争创一流所必须的。杨开渠先生是我校“川农大精神”重要的铸就者、奠基人之一。我们搜集整理了他少年成长、青年求学、壮年科研报国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通过“贫贱不移少年心”、“弃工从农富强梦”、“科研救国呕心血”、“爱国敬业唯赤诚”、“求真务实见风骨”、“严慈相济施教泽”、“安贫乐道穷益坚”、“鞠躬尽瘁惠后人”八个部分的文字串联起这位老院长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挚爱的农业科教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今天，我们回忆，我们缅怀，希望他的故事能帮我们再次重温“川农大精神”。
作为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杨开渠工资不算低，但无论在哪个地方，川大的铮园或是雅安老板山下；无论在哪个时代，解放前或解放后，他的家从来没有一点豪华，而是始终满是朴素之气。他家中家具不多，也没什么摆设，却常有很多各种颜色、姿态的菊花来装点。他爱菊如痴，休息时常与妻子一道对菊花进行摘心、整枝、浇水、施肥等等。他通过杂交授粉等方法培育出数以百计的菊花品种，还用缩短光照的方法使秋菊夏开。在川大时，他曾在家用一小屋作暗室，控制开花时间，每天把菊盆搬进搬出。妻子劝他休息，他却说:“这就是休息嘛!”他在1945年写的《种菊漫谈》一文中写道:“种菊可以怡情，是高尚的娱乐，是难忘怀的伴侣。”他培育出的菊真是千姿百态，“高者逾人，矮者仅尺;健如猿臂，丝若柳腰;细同垂丝，宽比荷瓣;多者万枝丛生，少者一柱擎天;垂者如飞瀑之悬崖，盘者若雕龙之依柱。”根据菊花的不同的姿态。杨开渠还以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赋予其各种雅名，如“绿窗纱影”、“峨顶飞瀑”、“日照龙鳞”、“苍松积雪”、“老梅著花”……写在纸牌上，挂在菊株上，充满了诗意，让人赏心悦目。
他从养菊中不仅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几乎每年都举办菊展，美化校园、公园，并进行义卖，作寒衣捐、助学或补贴科研等。让人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的菊展，规模盛大且卖了门票。从他家住宅入口处的两旁起，沿着书房、客厅、通道及小楼转角处直达后院一周，到处摆满了千姿百态，形体婀娜，异彩纷呈，名目繁多的各种菊盆，其造型各个不同，如杂色的“岩菊”，高低相间，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菊展转到成都少城公园举行，规模盛大。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学生帮助下，那次菊展吸引了成都众多人士前往，大大超出预期。门票收入扣除有关各项支出后，杨开渠分文未取，全部捐赠给华阳县中和场的一所乡村中学，作为贫困生的奖学金。这一义举成都《新民晚报》还专门刊文宣传过。类似的捐赠还有几起，1948年正是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生活极端艰难之际，杨开渠家经济并不宽裕，一家七口全靠他的薪金和稿费维持，家里也靠精打细算才能过日子，却还捐助他人。
解放前，四川大学的校长由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兼任，他每年藉四川大学校庆日(11月9日)举行庆祝会，并开展选“校花”之类活动，来转移广大学生如火如茶的民主运动视线。杨开渠在这个时候，总要举办一次菊花展览，无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旧中国，杨开渠从不眼红高官厚禄，更不追求灯红酒绿的生活，他安于清贫。他在《种菊漫谈》中写道:“陶渊明之以自况，富贵浮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当此炎凉时代，谁能清贫自守而为霜下杰啊!”可见他养菊，不仅是一种业余爱好，更多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以菊寄志。他欣赏菊的千姿百态，更赞美菊的“富贵浮云”、“清贫自守”傲立风霜的高尚品质。
“我的一生，决不可为自己打算，我应为大众打算;我不应有房子，我也不应有私产;我应为大众造房子，为大众而置产业，我尤应为大众而努力。”这是1940年元旦杨开渠日记所记。他一生都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即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亦是如此，他有着自己生活的准则。
他最讨厌讲排场，甚至不顾世俗传统，连婚姻大事亦是如此。妻子潘月屏是家中的独女，岳父自然十分重视，印了不少请柬，但杨开渠一张也没让发出去。他说:“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去惊动那么多人?!”结果，他连一天假也不请，照常上课。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仅请了两位好友在餐馆里简单地聚了聚。1938年，妻儿来成都团聚，川大分给他一套铮园的住房，还配有基本的家具。他反思:“我的地位，不该住这样好的房子，尤其是国难当中……我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对小孩有无好处呢?”
杨开渠虽身兼数职却从不向子女谈起，以杜绝子女产生“优越感”。家里从来就十分简单，学院迁至雅安，为减轻运输负担坛坛罐罐等都送了人，搬家时全部东西一辆架子车就装完了，负责搬家的同志简直无法相信就那么一点。学校送搬家费到家里，他让妻子又退了回去。到雅安后，学校要给配沙发、电话等，均被他婉言拒绝了。
作为名教授，早年他在川大新生院上课，午饭仅以锅魁果腹，其简朴作风成了流传于学生中的佳话。他平日一日三餐都很简单，最爱的菜不过一样忠县豆腐乳，就着它食量才大一些。吸烟喝酒在杨开渠看来都太浪费，他平时总是布衣、布鞋，甚至草鞋。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李家修在门下受教两年，从来只见他春秋天一身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夏天一身旧的白衬衫，冬天最多在外面套上一件旧毛翻领呢大衣。他说:“穿得太好，工作起来不方便。”有一次妻子去寄卖行给他买了一件半新的貂皮领大衣，他却说:“我有什么资格穿这样好的衣服，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一直没有毛线裤，但始终不让妻子给他织上一条，即使冬天去北京，就穿一条绒裤，他说:“够暖了!”有一次去北京，天太冷，他就花了八毛钱添了一条最便宜的棉线围巾。女儿记忆中，父亲很会废旧物利用，在川大时他用一只橡皮娃娃的腿，里面装上一有开关的灯头，制成了一个别致的床头开关，还用了多年。因为父亲生活节俭，所以，儿女们小时候从不敢随便向父亲要钱，他总说：“一分钱，就那么容易？你去赚赚看！”
杨开渠常年出差，但他总想到国家有困难，能节约就尽量节约，能乘火车就不用专车、不乘飞机。一辆破旧自行车，轮胎磨光，无护壳，他用以代步上课和走访农村调研，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后来在雅安，即使到远离校区的农场也总是骑自行车。一套棕色西装伴他度过了大半生，入殓时换下的棉衣，是他穿了30多年的旧物。他的旅差费也常不报销，飞机票、火车票是给小儿子作收藏玩的，那时他的家人甚至也不知道旅差费是要报销的。
解放之初妇女解放，走向社会，川大不少家属，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的家属，纷纷参加工作。潘月屏也是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出身，英语甚好，也想参加工作，可杨开渠动员她把职务让给其他失业妇女:“不要去占别人的饭碗，还是去做一些不要钱的公益事业更有意义。”潘月屏接受了他“作教职工家属的工作也同样是为学校服务”的意见。其实，当时杨开渠子女多，还要不时接济四哥杨开远，经济上并不宽裕。
杨开渠一生不求索取，自奉甚微，对自己很“吝啬”，但在捐资捐物助人时，却从来慷慨。抗战时开始，他即以工资积蓄支援抗战、赈灾及助学。除了前面提到的两次捐款外，同年，他还把家里仅有的千元存款捐给了家乡买米赈灾。他日记中写道:“我那笔千元存款，我仅有的存款，以之救济危急关头的乡里，这是我的愿望，也算是我对社会的责任。”1940年，他捐资1300元给家乡买田作基金，以每年收入用作补助贫寒子弟学费。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援助社会或改造社会而生的，那么我就不应该为自己而享受，我不应该有一点私产，要尽一切力为社会。而今社会所需要的是教育的普及，所以我应向这方面走去。”“实则这真是太渺小的一个开端，我的终生事业，完全要向这方面去做。”他非常敬佩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的办学精神，省吃俭用，把工资积蓄在家乡购置了荒荡和湖田，“准备开垦出来办一所农校，教育一批苦干实干的青年，改良农业。”只可惜终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实现。解放初期，他即举办菊展并义卖捐助农村小学，以自己的工资捐献淮河水灾、资助贫困学生，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甚至捐出了自己的结婚纪念品和当年的超钟点费每月30多万元（旧币制）……他的稿费、奖金等从不作家用，而是用于补贴科研及捐助。1957年学校刚成立的幼儿园经费不足遇到困难，怀着对培养下一代的深情厚望，他拿出仅有的存款买了一架当时最好的风琴捐献。1958年出版《水稻栽培》一书的稿费2000元，他也悉数捐给了雅安城南小学。
川大由峨眉山迁回成都，学校住房紧张，他主动腾出自己的部分住房给别的老师，后又将自己保管科研材料及农具的屋子腾出给新教授住。有一次过节，栽培教研组准备举行联欢，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苦无菜油，就准备派人到各教授家要点油。因那时有政策，每月每位教授一斤菜油，而一般人每月只一两油。到杨开渠家时，他和妻子将仅有的半瓶菜油全拿了出来，以至于家里后半月炒菜也没油了。在困难时期，学校对杨开渠十分照顾，但送到家的副食品，他总婉言退回。1960年12月7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学院党委:“从地委统战部起以至我院有关生活福利部门，对我总是特别照顾，这一方面使我衷心感谢，另一方面也使我惶恐不安。”“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也应学习党员的榜样。”“我特请求党委允许我从12月份起，把我每月工资，无限期的降低十分之一……保证今后每月有定期储蓄和全部稿费交公。”“请求地委统战部不要再对我配给每月2斤肉食和其它节日的副食品、糖果等的照顾。”其时，杨开渠已有病在身，但他仍时时想着国家有困难，要尽己所能为国分忧。
杨开渠不仅学术上业绩显著，水乡似乎也赋予了他一种江南文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也不会被常年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清贫磨灭。在他纯朴无华的外表下，内心深处非常富有情感，是一个文采过人的长者与学者。他一生涉猎甚广，著述颇多，除了30多种水稻专著外，还有早年翻译过的《文学十讲》《沉醉的太阳》等文学、社会学书籍外，他写过《怎样可使作物的开花期提早或延迟》等十余篇科普文章，发表过《海滨散记》《三峡即景散记》等二十余篇散文作品，还有未曾发表各种古诗、现代诗无数。他保存的日文原版大辞典上，手写的眉批之工整仔细，让学外语出身的教授都自叹弗如。学生参加全校红五月文艺会演，演出越剧《梁祝》片段非常成功，演员们的道白是他一字一句教的。为心爱的菊花起名字，各种贴切的形容和典故他都信手拈来……
深厚的文艺功底来自他广泛而持久的阅读。为研究祖国历代兴衰及外族入侵的历史，他挤时间反复读了不少史书，如《唐书》《资治通鉴》就是在上课途中的鸡公车上再次看完的。他读书并非为了消遣，而是用心研读，还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对历史事件及人物作评价，如“看《伊文子》，对于法治与人治……中国向来有人治而无法治，而尹文子则谓惟法治可继续，人治则人亡政息”。
他自幼喜欢书法，且常年练习不断一直到老，如临魏碑、大草等。他一直保持着从青年时就有的习惯，只要在家每晚都练练毛笔字，用一大粗碗磨上墨，写在长长的对方纸上，每天要写好几张。他书法造诣颇深，1948年他曾手书《书谱》和《正气歌》二册参加学校书法展，“不具名，希望见者加以批评也。”他还喜篆刻，曾写了四幅条屏悬挂在家中，落款是“顽石”，还盖上了“穷坚斋印”图章。这两方印章是他自刻的，也是他最常用的。他的安于清贫和坚毅品格从小小的两枚印上流露无疑。
“从来没有看见开渠院长生活上有什么特殊，粗茶淡饭而已。”与杨开渠邻居多年的原社科部聂泽京教授说：“他非常淡泊，自奉甚薄，从未听说他有过什么奢求，唯一执着的就是他的事业——为祖国贡献更多粮食，尽可能揭示水稻的秘密。”（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