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渠先生的故事（二）
编者按：新时期，在学校全力以赴进行“双一流”建设之际，“川农大精神”是我们争创一流所必须的。杨开渠先生是我校“川农大精神”重要的铸就者、奠基人之一。我们搜集整理了他少年成长、青年求学、壮年科研报国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通过“贫贱不移少年心”、“弃工从农富强梦”、“科研救国呕心血”、“爱国敬业唯赤诚”、“求真务实见风骨”、“严慈相济施教泽”、“安贫乐道穷益坚”、“鞠躬尽瘁惠后人”八个部分的文字串联起这位老院长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挚爱的农业科教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今天，我们回忆，我们缅怀，希望他的故事能帮我们再次重温“川农大精神”。
1924年，他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经当时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堃推荐，他正式来到杭州大有利电气公司工务股任检表员，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此时，对杨开渠来说温饱已不是问题。但他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志向，家国情怀不时在他胸中激荡。他一面完成每日验修电表的工作，一面不忘抓紧学习，每日给自己安排必修课程、英语练习等。他说：“我最恶听的话，就是‘有几元钱一月，在厂中得意否’此等问话，说者果属平常，听者殊觉难受。人生的得意是否专为金钱，此为第一应解答的问题……人们的生存是否在金钱又为一问题，人们在社会服务是否专为金钱而服务?有金钱的服务是否算得是服务?钱多位置高可算得意吗?所得之钱逾其工作量所应得者可算得得意吗?”
此时正值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热血青年无不欢欣鼓舞，迎接革命高潮到来。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杭州，杨开渠也参加了东路军政治部宣传队，随军进入上海。一周后，他又辞去返回电厂。这年3月，在厂办附小教师陶秉珍介绍下，杨开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工会副主席，维护职工权益，同时还主编壁报《一周间》，报道时事。因为有“左”的倾向，他因此还被厂方和政府严密监视。此时，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但他依然坚持为党工作。他在日记本上写到：“我要做一个堂堂的一个人，我是一个不顾诽谤的人，我自己见解是这样就是这样，权威我是不怕的。”“我只有一正或一反，认定了一面，只是一面，反反正正(指出尔反尔)却是不要做的。”他这种深沉、认真的探索和倔强的性格对他以后的一生影响至深。
半年后的一天，杨开渠突然得到消息，他被人告密了！事态紧急，9月1日他被迫逃离杭州，来到上海。他辗转打听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的一位师兄——沈端先正留学日本，而他的未婚妻蔡淑馨女士即将从上海启程到日本去。这位沈端先正是后来我国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出于安全考虑和完成继续求学的梦想，他与蔡女士取得联系后，当月便揣着工作三年来的一点微薄积蓄随其一同东渡日本。
杨开渠一直学的是英文，到日本第一件事就是加紧补习日文，这样才有可能继续求学。“昔年东渡日本，志在寻求富民强国之道。”他原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继续读工科顺理成章，但在补习日文期间，他遇一位在国内学农的同胞蔡康瑸，两人谈及杂交育种，谈及祖国东北、西北均有待开发等等，杨开渠很感兴趣。想到中国以农立国而大街上却摆着洋米洋面，他认为一定要开发祖国内陆广袤的土地，发展农业确实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于是，他决定弃工学农，与蔡康瑸一同考入了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帝国大学的农学部农实科。
留学期间，课业一点也不轻松，杨开渠还不得不抽时间进行写作和翻译，因为生存和学习主要靠稿费来维持。他每天早上四、五点种起床并自炊早餐，午餐则是盛在饭盒里带到学校，生活的紧张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此时，三哥杨开朗开始在上海中华书局任职，在三哥帮助下，杨开渠的书稿译出来后总是交由他和朋友蔡叔原去接洽出版。在这期间，他翻译出版的作品不少，因为关注着社会改良问题而翻译了《人口问题概论》，因为关注着日本对祖国的侵害而翻译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之台湾》，因为落后的祖国需要开启民智而翻译了《文学十讲》，此外还与师兄夏衍根据日译本合译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无产革命者、作家格拉考夫的《沉醉的太阳》，前三章由夏衍翻译，后面四至十四章均由杨开渠完成。由于他对国家兴亡的强烈关注，又在社会科学、文艺学方面的翻译作品甚多，1927年11月，由早期共产党人郑汉先、童长荣介绍，杨开渠加入了进步留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为此，1928年3月的一晚因与国民党留日士官学生发生冲突，遭到他们深夜毒打后，他又被日本政府拘留，受了5天牢狱之灾。
除了忍受物质生活的贫瘠外，杨开渠同时以坚韧自强对抗着来自精神上屈辱。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曾把中国人蔑称为“豚尾奴”——因满清男人留着辫子，辛亥革命后又称为“支那人”。差不多同时代留日的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写：“原来日本人轻蔑中国人，同我们轻蔑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可有一天，日本房东却当面对杨开渠说：“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懒散，可是杨先生的刻苦勤奋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
勤奋努力不仅赢得尊重，也赢来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杨开渠因此很受老师近斋万太郎器重。1931年3月毕业后，他被老师留在遗传育种室从事研究工作。就在半年后的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我东北三省的消息传来。听说之后，身在日本的杨开渠再也坐不住了，出于民族义愤，他毅然辞谢了老师的挽留，动身回国。这年11月，学成归来的他踌躇满志，怀着激动再次踏上了阔别近五年的祖国大地。
回国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曾与杨开渠联系争取其参加革命，但杨开渠婉拒了。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他更愿以自己学得的科学技术报效祖国，先帮助更多同胞解决吃饭问题。
1932年1月，经汤少堂先生介绍，他来到杭州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任教，刚回故乡立即投入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从此开启了他科学救国的历程。
立业成家，同年经人介绍他与潘月屏女士结婚了。安定下来之后，他一面兢兢业业地教学，主讲《农业大意》等课程，一面开始着手对浙江省常年稻作经济状况进行调查，进行了水稻、麦类的杂交育种试验。在农业生产技术普遍落后、水平普遍低下的当时，他认为，改良作物品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成效，而改进栽培技术则时间短、见效快，因此他开始在从未种过双季稻的杭州试种双季稻并获得了成功，这让他大为振奋。
力行调研和试验的同时，在案头他也笔耕不辍。他编著了《育种学纲要》教材，以方便更多更好地培养农业人才，他编著了《家庭园艺》大众科普读物，以期提高单个家庭园艺生产兴趣和科学水平。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不断翻译国外有关水稻栽培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日照长短控制水稻生长周期》、《日照时期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日照及温度对于稻作的重要时期》、《日照之长短与水稻出穗之关系》、《重要禾本科植物花芽分化时期之研究》等论文。
很快，由于丰富的学术贡献，1933年11月回国工作仅仅两年，他就通过了当时教育部审定，被授予教授资格。迅速加身的名利对杨开渠来说不过身外物，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刚获得教授资格的第二个月，他又开始译介老师近斋万太郎大部头的著作《农林种子学》。这一时期，经同是东京大学农实科毕业的著名园艺学家、我国园艺植物分类学的先驱之一胡昌炽介绍，他还加入了中华农学会。
他一直梦想着要为发展祖国内陆农业生产做些工作，1935年2月，经我国小麦科学先驱金善宝先生介绍，杨开渠应聘到重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任教，主讲稻作学、麦作学。他把妻子和长子安置在老家，只身来到重庆，从此在祖国西部扎下了根，全身心投入报国事业中，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从长江下游的浙江深入到地处内陆的川渝地区，杨开渠一进四川，就发现大量冬水田在秋收后几乎都没有利用，深感可惜。民国初期四川冬水田的比重很高，据当时的地理学家胡焕庸称：“四川耕地冬季休闲者颇多，平均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高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川省稻田除成都平原及少数坝地（或较平之地）用堰水灌溉者外，大都为冬水田。”于是开发利用成千上万亩冬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便成了杨开渠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他没想到，从此，他会把余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水稻研究上。
来到重庆工作的一年半里，他进行了水稻直播、旱栽与水栽比较试验、双季稻种植试验，埋头调查了四川冬水田的利用和水稻栽培情况，分析草拟出了《川东水田多熟制研究计划大纲——四川建设学院农学系24年度稻麦作学研究问题之一》。
仅仅一年，他到四川后的第一篇论文《四川省当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就在广泛调研和试验的基础上出炉了。经过调查，他认为重庆及其毗邻的长江上下游两岸地区，适宜种植双季稻，他提出改革稻田耕作制度，建议进行双季稻和旱稻试验，以充分利用光热、水土资源，增收稻谷。这使他成为了最早研究、倡导四川省栽培双季稻的人。当时主持四川省稻麦改进所的杨允奎先生阅读此文后，甚为其卓见所折服，当即在川南的泸县设立一个试验分场，重点开展起双季稻的栽培试验研究和示范，拉开了四川种植双季稻的序幕。示范栽培成功后，逐步在农村推广，使四川稻田改制迈出了第一步，也为以后由一季稻改种双季稻打下了良好基础。
差不多同时，他译著的《农林种子学》（上卷）作为大学丛书系列之一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成为当时大学农学科使用的基础教材之一。（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