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战争的硝烟在盘旋一个多世纪后，终于在神州大地上消散。

彼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但仍有无数海外家学者积极响应党和祖国召唤，放弃海外优越生活，毅然回归故土乡里，谱写了为共和国发展建设而奉献一生的壮丽史诗。在这史诗记录下的名字里，也有许许多多川农人的身影。他们用自己对土地眷恋、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在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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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祥聘：难忘最是故土情

1944年，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步入尾声，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亦是日趋明朗。为了能在战后尽快开展重建工作，国民政府与美国合作，决定从全国选拨一批人才送到美国留学培养。当时还是川大农学院助教的邱祥聘凭借出色的专业功底和扎实的外语基础，在选拨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20名赴美深造的畜牧和兽医专业人员之一，并最终成长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的先驱。

邱祥聘1917年生于四川省汉源县，1938年考入川大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1942年毕业。邱祥聘非常喜欢畜牧兽医专业，一心打算学成之后，回家乡到牧区发展畜牧业，以此为国家发展做点事。也正因此，他学习非常刻苦，常常学习到晚上10点寝室熄灯，成绩也不错，深得老师欣赏，毕业后被留任为助教。

担任助教期间，邱祥聘每天脚跟脚地跟着张松荫老师上班上课，很多时候还要工作学习到凌晨两点。当时的邱祥聘英语不好，但面对恩师布置的“通读和翻译全英文教材，并写成读书报告”任务，他只得一边查词典一边翻译。虽然邱祥聘花了一年时间都没看完，但其专业知识和英语阅读能力都大有长进，对他考取公费留美起了巨大作用。

参加公费留美选拔考试前，每个人要先提交一份英文论文，经审核同意后才能去重庆参加考试。考试题目有中文题也有英文题，答题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靠着张松荫老师的严格要求，邱祥聘参加考试时英语水平已相当不错，所以答题的时候他全部用英文做答，顺利通过考试，进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家禽遗传育种。

在出国前夕，同到美国进修的人员多选择学习牛羊猪等畜牧业，没有人学家禽。邱祥聘却觉得家禽“既能出肉，还能下蛋”，很有发展前途。留学期间，当邱祥聘到农场实习，见到农场2万只鸡的养殖规模时，内心深受触动。对比之下，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家禽业养殖是多么落后，完全停留在传统农家养殖水平，不只谈不上规模化养殖，连产量和质量都非常落后。这种差距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他暗下决心，要为中国家禽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战后恢复建设需人孔急，邱祥聘等一批留美人员均在第一时间回到祖国的怀抱。尤其是邱祥聘，本来他回国后可以留在当时武汉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领取美金工资，但他始终坚守初心，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校。

回到川大农学院后，邱祥聘便立刻开始搞成都鸡育种。没有鸡场，他和刘相模就在一间教室里搞实验。没有正式的研究经费，时任农学院院长的彭家元就以每个月一斤牛奶的钱支持他搞研究。没有设备，就自掏腰包买实验材料。钱不够买煤油只能买酒精，可是酒精不稳定，一会儿火太大燃起来了，一会儿火太小就熄了，只能昼夜一直守着烧着酒精的小型孵化器，才能孵出小鸡。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家禽遗传育种系人工孵化的第一批鸡苗诞生了。

1956年，伴随着国家对高校布局进行调整，川大农学院迁雅独立建院。邱祥聘也随学院到雅，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一起“携手创业”。

独立建院时，邱祥聘是畜牧兽医系的副系主任。他为了不耽误研究进程，专程把鸡鸭、捉家禽的设备、蛋的分析仪器、测鸡重的鸡称、屠宰设备等也都带到了雅安。随着国家和学校的不断发展，全国科学教育条件都有所改善，四川农学院有了正式的鸡场，邱祥聘也得以在更宽广的舞台上一展身手。他潜心做鸡的遗传和选育研究，率先在我国研究家禽人工授精技术，并在后来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取得鸡、鸭精液液态保存和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的成功，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通过成都鸡选育和杂交利用，获得黄、白两个种群，选育出的成都白鸡，生长迅速，下的蛋多且大，在四川农村推广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70年代，他开展了现代家禽育种方法研究，应用家系育种法选育出成都白鸡快、慢羽纯系，可以配套生产自别雌雄商品鸡，并在慢羽羽型中发现了一个新型，把自别雌雄的准确率从当时的95％提高到99.8％。不要小看这4.8％，对于几百万的鸡场来说，这点误差率减少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1988年，在日本举行的第十八届世界家禽年会上，他将这一成果发表，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成都白鸡选育研究成果也获得了1985年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乌骨鸡以其药用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是乌骨鸡生产缓慢，年产蛋率仅80个左右，邱老提倡在提高乌骨鸡产蛋率上搞研究。通过育种方法和关系选择方法，2000年邱老他们将乌骨鸡产蛋率最高提高到240个，选育的四个品系最低的产量也有190个，大大超过预想。丝羽乌骨鸡新品系及配套系的选育成果获得了2003年度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做完此项研究之后，邱老就退下来了，由朱庆教授接过接力棒，在提高乌骨鸡产肉力上继续研究。

除进行鸡的相关研究外，邱老在上世纪60年代也对水禽开展了研究。他进行了四川棚鸭业调查研究，其成果获1980年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上世纪80年代，英国樱桃谷肉鸭占领了我国市场，每年进口花费很大。看到这种情况，他深为痛心，于是申请立项选育大型肉鸭。他选育出的天府肉鸭，生产性能可与樱桃谷肉鸭媲美，可替代进口，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四川、湖北、云南、广西等六个省区推广应用，受到广泛好评。

一路走来，邱祥聘见证了中国家禽业从落后到繁荣的发展过程。1973年，中国农科院情报所组织高等院校的专家编写了《国外畜牧业概况》，介绍了20多个国家畜牧业的发展概况。邱祥聘负责编写国外养禽发展情况相关内容，第一次将国外先进的养禽技术介绍到国内，由此掀起了全国机械化养鸡的热潮。为推动中国家禽业发展，1978年他主编了《中国家禽品种志》，进一步对家禽品种名称等进行了规范。同年，他主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家禽学》，被评为了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邱祥聘一生都在为推进我国家禽业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努力。1981年，他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主讲了家禽育种和家禽人工授精技术，第一次把现代家禽养殖技术呈现在国人面前，这对于全国家禽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在连续担任中国家禽研究会三届理事长的12年间，他把仅有103个会员的研究会发展到后来有1000多会员的学术团体，推动了国内家禽业研究发展。为与世界研究保持一致，他还出席了不少世界性的家禽学术会议，了解最新研究动向，向世界介绍中国家禽发展经验。20世纪80-90年代，他多次应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家禽学会等邀请，到全球各地做学术报告。

在教学工作中，邱祥聘教授同样一丝不苟。他先后承担家禽学、家畜繁育学、学畜鉴别学、家禽遗传育种等课程，他教学认真，治学严谨，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不少成为本行业的知名专家。

杨凤：为中华崛起而学农

1951年,杨凤即将获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动物营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讲话传到美国,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先期回国的华罗庚教授在美国《华侨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这些,都深深打动并影响了杨凤。

杨凤向校方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导师怎么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即将到手的美好前程,回到又穷又落后的祖国。面对导师的苦苦相劝,杨凤丝毫不为所动。最终,他冲破层层阻挠,于1951年回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国动物营养学的奠基人之一。

把历史的时针拨回抗日胜利那一年。彼时，24岁的杨凤尚未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便考取了公派留美的资格。杨凤在西南联大读的是化学系,报考公费留学考的是化工，想要实现工业强国的理想抱负。但临走时,有人动员说“中国很穷,很缺乏农业人才,希望有人学农业”,杨凤于是决定改学畜牧。

云南丽江,盛产好马。出生于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小伙子杨凤,自小便对马很感兴趣。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读本科时,杨凤遇上了一位对羊、马有很深造诣的教授。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喜欢马的杨凤很想成为这位教授的学生。但教授说,你们中国猪最多,你应该去学养猪。杨凤听从教授的劝告,拜在了一位著名的养猪教授门下。

回国之初,当杨凤了解到农民养一头猪要花几年的时间后,不禁感触万分：“中国的养猪业太落后了！”从此他将目光牢牢盯在了养猪上,这一盯就是近半个世纪。

最初,杨凤受聘于北京农学院,后应主持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楚图南先生之邀,到西南农学院畜牧系任系主任，没多久又转到川大农学院。1956年,川农在雅安独立建院,他便随校来到偏僻的雅安。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为了作调查、搞研究,他到过一百多个县、乡。他常常背起被盖到猪场蹲点,条件再差,也毫不在意。

正当他大展宏图的时候,反右开始了,不久又是文革,杨凤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不抱怨。在下放农村期间,他喂猪、扫圈、挑粪、种地,样样杂活干得出色,也没有放弃养猪研究。在当时提倡养猪以青粗饲料为主、精细饲料为辅的大气候下,杨凤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冒着政治风险,指出养猪应讲科学,应走配合饲料的道路。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受到严厉的批判。无奈,他只好对如何利用纤维酶提高粗饲料的营养价值进行研究。他还参照美国的做法,率先在国内提出用消化能来作为能值评定体系的观点,对我国猪的饲养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1978年,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政治阴霾终于散去，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杨凤进入了他科研的黄金时期。

四川是我国养猪最多的省份,约占全国1/6。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适合我省生产条件的饲养标准,致使养猪生产水平很低,饲料浪费很大,出栏率低,经济效益差。为了解决这一生产上和理论上的问题,杨凤于1979年开始，主持了四川猪的饲养标准研究,其成果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一研究,在学术上突破了国际猪营养需要标准的常规模式,突出反映了国际猪营养研究的新进展,是我国科技起点水平高的猪营养需要标准之一。其中,他提出的后备种猪的营养需要标准,在国际上属首创。在研究中,杨凤很善于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注重从国内和省内的实际出发来开展研究。在四川猪饲养标准的研制中,他将生长猪按其生产性能的高低分为6个等级,以分别适用于高、中、低三种饲养条件。这样,条件差的边远山区也能应用科学的饲养方法,不同的猪种也可按其生产性能高低选用相应的标准。这一标准对四川养猪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配合饲料工业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年均新增社会纯收入3100多万元。

此后,杨凤还主持了南方猪的饲养标准的研究与制订,参加了中国猪饲养标准制订的协作攻关,主持了四川和我国南方各省猪的饲料营养价值评定。针对四川土壤及饲料中缺硒、锌地理分布广,危害人畜健康和影响生产这一问题,他还主持了四川畜禽对硒和锌的需要量及其缺乏症的防治研究,揭示了畜禽体内硒、锌状况的定量关系和变化规律,提出了早期预测缺乏硒、锌的科学方法。如今,四川的饲料利用率从大于5：1减少到3.5：1,养猪的数量由5000多万头增长到约8000万头,年出栏率由50%增长到100%,杨凤在其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研究中,杨凤非常注重选择那些能推动生产发展的项目。他进行的“瘦肉型配套系猪选育及饲养”研究,是四川省“九五”重点攻关课题。他的思路是,通过提高产仔率,减少种猪来提高经济效益。他将产仔数很高的太湖猪,拿来与长得快的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杂交,使农民最终做到高产、高收入。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20世纪40-50年代，与杨凤、邱祥聘一道回国回校的还有许多多专家学者，与全国的返校专家一起共同建设全新的中国。

留美硕士、我国现代土壤农化科学奠基人彭家元教授，在四川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空军中校的次子已为他办好去台的一切手续，要他尽快携家赴台，他却说：“我一生从事的事业在大陆。”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夏定友教授，“文革”蒙冤20载后仍不顾年老多病，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潜心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其“终生不忘报国志，矢志追求勤科研”的精神感染了无数的川农大人……每一位老一辈归国留学专家，都是一本感人的爱国主义教材。他们继续写着杨开渠、杨允奎等更早一辈回国专家科技救国的动人篇章，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新一辈海外归来川农人接好“兴中华之农事”接力棒做好了表率。

传承：85%回国率背后的故事

2001年年底，一篇题为《85%的回归率是怎样产生的?》的文章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出。文章指出，1981年以来，我校共派出各类出国人员388人(次)，其中有333人(次)回到了学校。在当时我国留学生回归率与滞留率约为1 : 2的大背景下，我校地处川西一隅的小城雅安，回归率竟达到85%。文章提出了“85%的回归率是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又有理有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认为“川农大精神”是原动力。

文章很快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重视，他批示：“‘川农大精神’应该总结、宣传和发扬。”并责成中组部、教育部和农业部具体安排实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等十余家全国各级媒体相继来校采访,分别从学校情感留人事业留人的举措、川农海外专家归国的缘由、川农大爱国精神寻根等角度深入挖掘85%归国率的这一“奇迹”背后的故事。

《故巢燕归来——四川农业大学留学人员85%的回国率探秘（上、下）》《金凤还巢建家乡——四川农业大学留学人员85%归国启示录》《归国回到川农都说无怨无悔——四川农业大学吸引留学人员工作纪实》《我们为什么要回国》《归国奇迹是怎样产生的》《魅力何在——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报告》……伴随着一篇篇深度专题报道地接连刊发，一个又一个川农大专家放弃海外高薪，一心建设祖国的感人故事在全国传播开来。

在这些新闻中，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如下报道：

一面是难得的攻博机会，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学生。1990年，原校长、博士生导师文心田收到学校发来的盼归信函，思想陷入激烈的斗争。当时，他正专注于“动物疫病试模诊断技术”的前沿性研究，德国导师兴奋地评价他的研究“预示了一个重要进展和这个领域新的认识……”，并为他申请了经费，希望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可偏偏在这时，母校教研室老师青黄不接，教学难以为继。回还是不回？闭上眼，他想起了国内的导师夏定友，老一辈专家教授一脉相承的爱国爱校精神奔涌在胸间。文心田，回来了，握着前辈的接力棒，挑起繁重的教学任务，从此再没时间和机会去圆博士梦。“学校需要我，我不能置之不理”。三年之后，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文心田平静地说出了这番话。

作为改革开放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中国人，我省第一位农业博士，原副校长任正隆教授携妻儿归来时，他视为最珍贵的是几十封老师的越洋信件。那当中，有黎中明教授双眼失明后，摸着尺子歪歪斜斜写来的鼓励；也有李尧权老师情真意长的现身说法，“建功立业，还是为祖国好……有的人看重钱，但也有很多人不看重，譬如鄙人，清贫一生，却非常舒心。”

在四川农业大学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上，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郑有良教授表示，他回国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出国前，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破格晋升为教授，主持承担了省科技厅和教育厅下达的科研课题。第二，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良好基础，尤其是个人的跨越式发展都是学校领导和老师精心培养的结果，从内心深处对学校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第三，所在的学科是博士授位专业，自己又是本专业培养的首届博士，既有个人发展的优秀学科基础，更有一份为本学科进一步发展做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第四，川农大虽然在“天时、地利”上均不占优势，但有一个特别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人和”环境，这就是“川农大精神”对人的强大推动力。

同样在四川农业大学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上，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邓良基教授表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祖国，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培养。要把祖国的兴旺繁荣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在国外，虽然科研条件和基础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但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直接为祖国、为家乡做的。在国家、在学校改革、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精忠报国。同时，学校各级领导求真务实、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和谐的人际环境，也是他两次准时归国工作的重要原因。目前，他所在的学科已成为省级重点学科，所在实验室为省级重点实验室，能够开展土壤学、土地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1984年，叶华智教授作为学校首批派出的留学人员来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当他把课题计划拿给他的合作者，请他给出“somesuggestion（一些建议）”时，教授傲慢地纠正他，是“someadvise（一些指导）”。憋着一股气的叶华智仅用了3个月，就做完了原定一年的课题。然而，他的合作者的导师，美国的一位植物病理学权威，根本不相信一个中国人能做出这样的成绩，看都没看报告就要求他重做。叶华智愤怒了！第二天他告诉教授说，既然我们在一起工作不能彼此信任和尊重，我要求回国。教授很惊讶，沉默片刻后表示歉意。从此两人成了朋友。

在常人眼中，张新全总是走着一条不合时宜的傻路。出身贫寒的他，好容易念上大学了，钻研的竟是“不名一文”的草。1990年草学热了，大批学人下海经商时，他又去考博，穷得连买豆腐都要算计一下钱是否够用。在瑞典作博士后时，一份美好的工作等着他，他却执意回来当了老师。这背后的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农民的血液，农民的儿子，务实，不在乎物质。

徐刚毅教授曾到8个国家进行访问、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会议，曾有不少国家向他发出希望他留下来的邀请。可是，他每次都按期归国归校。徐刚毅说:‘我深受恩师刘相模的影响，不回到祖国，不回到川农大，不让中国8亿农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我心不安。”

那个年代，科研人员耻于言商。王林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却早走一步。国外商用配套系肉鸭发展迅猛，我国集约化肉鸭业大大滞后，每年光引种就耗费无数资金。启程之前，他就一心一意做好准备要去“拜师学艺”。他来到了西德国家家禽研究所，别人根本不让他看核心技术。这时，王林全看到一件有趣的事：三个大男人正费力给一只鸭做人工采精。他笑着说：我一个人就能做好。果真仅几秒钟，他便熟练地完成，外国专家目瞪口呆。凭此技，王林全敲开了西德国家家禽研究所和西德最权威的育种机构罗曼公司的大门。在那里，他获取了商业育种的真经。回国四年后，王林全和他的同事育出了“天府肉鸭”，它在我国首次成功地实践了水禽现代育种技术。这项成果获得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人称“羊头”的吴登俊是四川养羊研究会的会长，前后赴德呆了4年半时间。第一次是留学。由于聪明勤奋，他备受导师的赏识。但当他看着那位导师用德语骂着另一位同胞“太笨”时，他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没有选择留下，“在那里，不管你有多聪明，多么有天赋，总有一种感觉，是为他人打工。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多种因素限制着你的成功。”吴登俊回国用行动实践着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他常年有近半的时间都呆在大凉山，为彝胞们育出了产优质毛的半细毛羊。德国专家不相信：“你不可能在那么贫寒的地方育出那么高大的羊！”可实地目睹后，他们信服了。德国国家科教部立即拨款资助，进行科技合作。

放弃了洋房洋车，李学伟教授堂堂洋博士，回国便挽袖当起了“杀猪匠”。靠着杀猪卖肉筹得的资金，他迈开了科研的步履。1989年，李学伟学成归来时，手上既没有电脑等先进的仪器设备，就连基本的科研经费也缺乏，但他对事业仍然充满信心。1995年，李学伟被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聘为“中国加拿大瘦肉型猪国际合作项目”的遗传育种技术负责人，他运用对方的先进仪器设备，做出了加拿大方面没能做出的遗传参数，并在国际上沿用至今。当时加拿大官员找到他，再三邀请道：“我们买你，你们全家都可以成为加拿大人”“不，我不愿意”“为什么？我们每年给你20万加元年薪!”“不可能，这个项目的技术产权是属于我们国家的。”“那我们买二分之一？”李学伟笑笑，还是摇了摇头。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民族尊严问题。

1993年10月，王永清取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全家已经完全适应了英国的生活，独生子已经在英国读小学，只能讲英语。对王永清当时举家归国来到川农大工作，至今仍有人感到难于理解。回首往事，王永清无怨无悔。“刚回来时，条件确实很差，科研经费也很少，但毕竟还是能够做些事情，毕竟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为自己本人做事，不是为别人打工。想想回国以来培养出的众多大学生、研究生弟子，一手一脚建起的实验室，一点一滴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1986年，在美掌握了基因工程技术的郭万柱回校后，便马不停蹄地申报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伪狂犬病重组疫苗研究”。时值省内狂犬病爆发高峰，每年因此致死1600多人。省领导委以重任，他同时又挑起了“狂犬病弱毒疫苗”的研究。在经历八年的苦心探索后，他终于试制出安全长效的狂犬病疫苗。同时，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株兽用基因缺失疫苗，在全国引起轰动。

漂泊东瀛十几年，早已是“断线风筝”的徐正君博士终于决定回国效力。这动力源于去年夏天他的母校之行。当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在母校名册上时，他感动了。他看到，学校的水稻所可以跟自己的研究接上轨，西部大开发正在给四川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回日本深思熟虑后，今年1月，一封信函飞到了学校的信箱：“我准备今年举家迁回……”学校热忱地回复：回国后，你将在住房、工资、津贴上享受学校正高级职称待遇，学校帮助你申报研究基金……

从1991起，曾宪垠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交流。同事打趣道：“你出国比我们到成都还勤！”曾宪垠对此心存感激，“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一留学方针，多出去开拓眼界保证了我在学术水平上不落伍。”眼下他担心的不是回来后能不能再出去的问题，而是学校这么好的政策，自己能不能出成果的问题。

学校先后两次给了杨婉身去德国学习的机会。1989年10月，她回校后，就申请到了4000元的科研经费，为科研工作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她将基础研究与农业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使生物化学学科建设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995年后，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硕士、博士点相继申报成功，杨婉身也成了硕士、博士生导师。1997年，杨婉身又成为基础部主任，为学校的基础教学管理和基础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

“为什么眼中饱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每一位川农大人的心声，亦是每一位川农大人不顾一切，也要响应祖国召唤的那份赤诚与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