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主办，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26年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农业高水平开放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比较研究与中国实践”，会议通过主旨报告、平行论坛、期刊出版对话和学科发展交流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了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代表围绕农业高水平开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研讨。
乡村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是如今中国“三农”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魏后凯介绍，中国乡村常住人口自1995年达到8.59亿峰值后持续减少，预计到2035年将降至3.53亿人左右，2050年进一步降至2.8亿人。伴随人口减少的是严重老龄化，2023年数据显示，60岁以上乡村人口占比达26.5%，比城市高出8.7个百分点，且这一差距在2050年前将持续扩大。村庄空心化问题尤为突出，90%的村庄人口在流失，空心村占比超过43.4%。他认为，中国要对现有的覆盖农村地区的公共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快建设以居家为基础、医养结合互助型的农村养老体系，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更引发了对农业劳动力供给可持续性的深层忧虑，催生出“谁来种地”这一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命题。“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三重压力：一是生产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持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不断走低；二是耕地细碎化与质量退化问题突出；三是传统小农户家庭经营模式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难题亟待破解。”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谷成认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应对“谁来种地”挑战的根本出路，核心在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组织，推动劳动者从传统农民向掌握数字技术的现代农业经营者转变。
“越贫困的地区就越要在教育上超前投入。”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蓝红星表示，谁来种地、谁能种好地的问题，本质上取决于教育质量而非仅靠农村人口规模，大学教育不仅要培养专业技能，更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新时代人才，这既是防止返贫的长远之策，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之基。
“人力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现代生产要素，是农业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支持，有助于我们自主创造、吸收、输出新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承芳认为，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水平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城乡、性别和代际差距。因此，必须通过构建面向未来的农业教育体系，强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全链条人力资本投入，同时以开放姿态加强国际研究与合作，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和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智力与人才支撑。
如果说人口变局构成了中国农业转型的“推力”，那么新一轮科技革命则提供了强大的“拉力”。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林万龙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交叉融合，重塑了农业生产的新场景：人为调控使自然资源对农业的刚性约束大幅下降，生产要素发生深刻变化，生产过程的工厂化使农业兼具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属性，农业产业边界持续拓展。他认为，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建立清晰的数据产权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构建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数字技术链接小农户的共享经济模式；建立包容性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小农户共享发展成果；创新政策体系，将新业态纳入财税支持；推动农业科技体系跨界改革，打破学科壁垒。
作为传统支撑与现代智能的交叉领域，农业机械化的及时跟进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江苏大学中国农业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张宗毅回顾了中国农机设备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中国农机产业正面临农田系统与农机不匹配、农机创新路径存在瓶颈、存量市场竞争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他认为，要以农田宜机化改造为核心，推动农地、农机、农艺、农制融合，加速电动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企业向智慧服务商转型，让中国农机能够顺利出海。
人工智能技术已应用于农业的多个领域，正在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引擎。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石宝峰提出，人工智能大模型虽然能够显著提升信用风险评估的精准度和信贷决策的效率，但面临着数据可信度不足、模型可解释性欠缺、主观性偏差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农业风险管理领域应当积极拥抱大模型技术，但不能盲目依赖，应将真实场景需求与模型能力有机结合，通过多次验证确保预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技术突破离不开制度环境的适配与引导，而制度创新又需要全球视野的参照与检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和主要农产品进口国，要把比较研究和中国经验放在一起，积极梳理各国农业开放战略路径、粮食安全治理的制度设计、农业支持政策稳定的模型，从中体现出可资借鉴的规律，同时也为中国方案的学术表达提供坚实的有效基础。”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鹏说。
不同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德国通过土地租赁补贴制度和科技、金融、人才支持来赋能家庭农场，美国农业合作社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跨区域合作进行发展，新西兰农业企业重视科技创新和市场导向，能够让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鸣结合德国、美国、新西兰三国经验，提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关注产业升级，更要聚焦经营主体本身的质量提升，政策的制定应从“数量关注”转向“质量关注”，要稳定土地流转预期，强化联农带农机制，强化金融产品供给，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协调缺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因素日益渗透贸易决策等问题，全球经贸体系经历深刻变革。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茅锐提出双线并举的应对思路：国内层面，要构建风险可控的粮食供应链运行体系，建立供应链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推动国内支持政策转型，以适应国际规则的约束；全球治理层面，要从被动适应规则转向主动塑造规则，在重点议题设置上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并通过数据库建设、评估模型开发和专业人才培养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地方探索中的鲜活经验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廖祖君介绍了近年来四川建设“天府粮仓”的探索。他认为，这一探索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启示：即粮食安全治理必须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制度创新优先于简单移植；科技应用须与经营主体能力相适配；政策设计要注重发挥内生造血功能。
面向未来，中国农业高水平开放，不仅是市场与产品的互联互通，更是治理理念、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的深度交流。唯有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方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端稳中国饭碗，并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