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渠先生的故事（六）
编者按：新时期，在学校全力以赴进行“双一流”建设之际，“川农大精神”是我们争创一流所必须的。杨开渠先生是我校“川农大精神”重要的铸就者、奠基人之一。我们搜集整理了他少年成长、青年求学、壮年科研报国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通过“贫贱不移少年心”、“弃工从农富强梦”、“科研救国呕心血”、“爱国敬业唯赤诚”、“求真务实见风骨”、“严慈相济施教泽”、“安贫乐道穷益坚”、“鞠躬尽瘁惠后人”八个部分的文字串联起这位老院长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挚爱的农业科教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今天，我们回忆，我们缅怀，希望他的故事能帮我们再次重温“川农大精神”。
杨开渠不仅是一位让人尊敬和钦佩的水稻专家，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农业教育家。他把自己对国家和农业的热爱融入课程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和后辈学人在专业知识学习中树立起对中华农事的一分责任感。他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让学生获益良多。
杨开渠的课讲得很好，即便他有比较重的浙江口音，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也仍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讲课。据后来成为农学院副研究员的王世光回忆，1954年进入川大农学系学习时，和他同班的同学大多数是从农业生产战线来的调干生，大家一直都爱听杨先生的课，杨先生也是大家公认的讲得最好的专业课老师之一。
他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实际。50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全面学习苏联，学生一律学俄语，许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都直接采用苏联教材，甚至农林专业也是如此。杨开渠不同意学苏联那种国民经济意义、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三段式讲授法，尤其反对刻板地照本宣科，而主张先把作物的生长发育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等客观规律讲清楚。因此他讲的水稻课，总让学生感觉耳目一新。他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水稻栽培和研究文献，他也很了解其他一些水稻主产国水稻生产和科研情况，但他除了向学生作梗概介绍外，很少使用日本和其他外国的资料。他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包括他在内的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结果和经验。他每年都要收集全国各地农业研究单位、农业管理和推广部门的试验研究报告、生产总结和自己的科研资料和成果，一齐加以分析整理，以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力求其既能切合中国实际，又能反映世界先进水平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1961年冬，杨开渠躺在病床上，还亲手草拟了《水稻栽培的分期措施论——依生育期讨论栽培措施与生理变化及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教案，并写了较详细的内容。他在教学上总是不断探索、永不满足。
他讲课的另一特点就是系统性强。以《稻作学》为例，他会从水稻的起源分类到形态、组织解剖、生长发育以及品种选择、种子处理、育苗移栽、田间管理、留种、收获储藏，前后衔接，相互关连，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对水稻一生中要求的条件以及障碍因素、人工调控方法等都讲得十分透彻。由他开设的《农艺学》也是一门基础课，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主要农作物特性和栽培技术要点，又包括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和选种方法，全部讲授均由他一人担任，内容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学生听来“实在是一种享受”。原基础部教授刘守恒1946年在杨开渠门下受业，时隔半个世纪后，仍对老师在课上的精辟论述记忆犹新。
优质的课程内容来自于杨开渠多年的潜心研究积累，也来自他对教学敬慎的态度和精心的备课。讲课精练、备课认真，是他讲课的又一特点。稻作学内容丰富，要在短短几十学时内讲完，并且要使学生达到掌握一定的知识广度和相当的知识深度，是很不容易的。他带头精炼教学内容，经过他的精心筛选、提炼，学生反映启发性强，好掌握，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使人产生跃跃欲试的心态。他自己平生不尚空谈，也难有废话，他在课堂上也如此。讲台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教学必需，因此听课是不能马虎的，思想开不得小差。同学们听他的课，全都聚精会神，生怕漏了一句。
作为造诣很深的水稻专家，又长期主讲稻作学，课程内容对他来说，早已滚瓜烂熟，但是杨开渠备课却分外认真，很多教学图表，也亲自制作，从不假手于人。这一习惯他终身保持着。早年他在川大工作时，从望江楼到三瓦窑新生院去上课，有大约3公里路程，除了步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人称“鸡公车”的独轮车。坐这种车，不但速度慢而且颠簸得难受。学生们到校本部做实验都宁肯走路而不坐鸡公车。但杨开渠每次上课，都是车来车去。原来，他是想尽办法要腾出时间，在“鸡公车”上备课、思考或看他喜欢的史书。水稻栽培尽管已讲过若干遍，但他仍然认真备课，反复推敲讲课的内容、次序和方法，白天工作忙无法备课，便在清晨三、四点钟起来备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旧如此。1959年春天下放到郫县教学点上课时，杨开渠的课被集中安排，在近一个月内，天天有课，他就天天都天不亮就起床备课。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精神，令所有学生们都十分佩服。
杨开渠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之谆谆，总想方设法言传身教，把自己对事业的满腔热爱传递给他们。后来成长为农学院教授的胡延玉是在杨开渠的引导下走进农学大门的。1946年胡延玉虽考入农艺系，但对专业并不感兴趣，打算转读工商管理系。当时，杨开渠任农艺系主任，给一年级新生讲授“农学概论”。他是浙江人，学生们起初很难听懂他的话，但他对“概论”的精辟阐述，循循善诱，特别是他对农学、农业、农民的热爱和讲课的热忱，逐渐感染着学生，胡延玉也“由被动听课变为主动接受”，最终打消了原来转系的念头，安下心来学农。
杨开渠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他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主张把学生放到实际环境中去学习，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研究试验的能力。自杨开渠任教川大开始，其中一门基础课“农耕实习”是全院学生必修的基础课，每周除讲课外，尚有3-4学时的实习。这门课程中，他带领同学到田间实习，和学生一起脱掉鞋袜，下水田，播种插秧，还管理其他几种大田作物。男、女同学见著名的水稻专家、二级教授都赤脚下田，亦纷纷扎好裤脚，脱下鞋袜，下稻田栽秧;水稻分蘖时实地察看分蘖;快成熟时，烈日当空他又带领同学们观察稻谷开花的情况；检查粪肥质量，不管是猪、牛、羊粪，手抓一把拿来化验分析优劣，从不怕脏臭。他衣着朴素，常脚穿着草鞋在试验田转悠，该记载时或见有稗子、杂草，立刻脱掉草鞋下田操作，有人因此称他是“草鞋教授”。他言传身教，凡事躬亲操作示范，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埋头苦干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学生，教育了学生。王永康1951年入读时，开始他认为这课无非是让学子了解农业生产过程，树立劳动观点而已，一名助教或者技工都可以上。他万万没有想到，主讲老师竟是农学系主任、著名水稻专家杨开渠先生。而且每次上课杨先生都进行认真讲解，并尽可能地和同学们一道劳动，一丝不苟。多年后想起来，他感到这课程“不仅使我们提高了对该课的重视程度，也为我们今后的课堂学习与田间实验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也帮助他后来成长为四川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
在学生们眼中，杨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更是特别严格。有一次实习，题目是水稻插秧，要求每位同学都要下田插秧。那时有女同学身着漂亮的旗袍，脚穿高跟皮鞋，不想下田，站在田坎上喊男同学:“帮我栽了吧!”这时杨开渠穿着草鞋走过来说:“你们不下田，这门实习课不及格，以后还要转来补读及格，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些同学只好去换了衣服，硬着头皮下田去插秧。上过他的课后，学生李大福在三年级和几个同学主动又选修了他的《稻作学》。后来回忆起来，他才发现那些实践“为以后参加工作或下放劳动锻炼广开智识之门，增强了临事不惧的信心”。
“有素质、有风度、学识渊博、教学严谨、受人尊敬的教授”，这是杨开渠的学生、四川省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水稻所田彦华研究员对老师的印象。他对青年后学要求严格，却也严中有爱，严中有方，总是在各方面不遗余力地爱护他们，帮助他们。
唐文芝幼时因白内障左眼失明，体检过不了关。高考成绩出来，她被四川大学农艺系录取，心里十分高兴，又十分担心。果然，到川大报到后不久教务处就查到她体检不合格。按规定她不能上大学，但最后却因杨开渠帮助，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既然都已经考上了，又已报到了，就让她学习吧!”系主任杨开渠考虑后果断地对教务处的干部说，那位教务处干部提醒他:“她的眼睛视力太差，影响学习呀!”杨开渠再次宽容而又肯定地说:“她视力差，上课坐前排吧!”就这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后来成为了伊犁地区农科所副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为边疆农业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除了在水稻研究方面作指导，他还从百忙中腾出时间教统计分析，挤出休息时间办日语学习班，亲自从字母发音教起。
1957年水稻科研扩大规模，需要气象观测人员。杨开渠毅然从他本人工资当中拿出一部分，聘请了一位中学毕业生陈翼伯，满足了农业科研发展的需要。在杨开渠的亲自培养和影响下，加之个人的勤奋，陈翼伯很快成长为水稻研究所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人员。在学校众多实验科技人员中，他率先晋升为工程师。
1960年在北京香山编写《中国水稻栽培学》期间，他已是带病坚持工作，仍时刻关怀着学校出差赴京学习或工作的青年教师，约定见面，帮助解决学习、工作上的困难。那时，农学院的黄怀琼也正好在北京学习，杨开渠知道了，就把黄怀琼接到香山，询问学习情况。尤其使黄怀琼感动的是，“那次他特别为我邀请了当时参加编写《中国水稻栽培学》的土壤学专家沈梓培研究员、肥料学家程学达研究员给我认识并介绍了当前有关土壤、肥料方向的研究成果，确实使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不仅如此，平常稍有休闲，杨开渠也绝不虚度，而是用来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他曾邀约一些青年教师星期日同登周公山，尽管山高、坡陡、路窄，他仍然一直走在年轻人的前面，还不时鼓励大家勇往直前:“搞科学研究也就像爬山一样，科学有艰险，只要肯登攀，克服了困难，就一定会获得成功。”1956年，杨开渠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当时已留校工作的胡延玉和王高碧正在北京农大学习。会议空隙，杨开渠邀请他们来会议地点北京饭店吃饭，他亲自带领着他们参观设施高雅、富丽堂皇的会议厅、文娱厅、住宿房间等，并趁机进行起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北京饭店，并不比日本东京任何宾馆逊色，大家努力搞建设吧，将来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北京饭店。”
在生活上，杨开渠也尽力帮助身边的年轻人。丁贻庄毕业留校后在农学系工作，他不曾想到，师母潘月屏会专门来家里转达老师的叮嘱：“杨院长叫我来看看你，说你带孩子没经验，现已是气温较高的春天了，孩子衣服别让穿得太多，伏了热，可不是小事。”后来他调到川大工作，杨开渠带病去北京开会还主动提出帮他捎需要的东西。
困难时期，稻作室的男同志都得了浮肿病，杨开渠也如此。但他还亲自连续几天带学生下田观察，外出调查也告诉学生：“你还年轻，需要比我多，尽量吃饱，不要顾及我。”
即便有病在身，发现他的研究生床上没有垫褥，他还不顾自己身患癌症背脊疼得难以入眠，把自己床上的垫褥抽了一条送给这位学生。妻子发现后问他，他却说：“我有两条，为什么不分给他一条呢？”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他病重躺在医院，学生何思一来看他，尚未开口问候，他倒先问起：“小女儿病好些了吗？”嘱咐好好照顾孩子。
“每一个学生都要使他们变成一个认识时代和责任的分子，真正做番结果出来。”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杨开渠在教坛耕耘30年，度过了生命中一半的时光。他培养的年轻人不少都成为新中国农业建设的优秀栋梁，为我国后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