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渠先生的故事（五）
编者按：新时期，在学校全力以赴进行“双一流”建设之际，“川农大精神”是我们争创一流所必须的。杨开渠先生是我校“川农大精神”重要的铸就者、奠基人之一。我们搜集整理了他少年成长、青年求学、壮年科研报国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通过“贫贱不移少年心”、“弃工从农富强梦”、“科研救国呕心血”、“爱国敬业唯赤诚”、“求真务实见风骨”、“严慈相济施教泽”、“安贫乐道穷益坚”、“鞠躬尽瘁惠后人”八个部分的文字串联起这位老院长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挚爱的农业科教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今天，我们回忆，我们缅怀，希望他的故事能帮我们再次重温“川农大精神”。
因为爱国，所以敬业，杨开渠的治学态度和道德风范深为人们称道与钦佩。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从不马虎。他做试验研究都是使用大量材料做样本或调查大量数据，总是力求从大量材料所表现的多样性中去探索其共同点，找出规律性，使得出的结论更准确和符合客观实际。在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不知有多少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以及各界人士，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不得已说过违心的话，办过违心的事，写过违心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杨开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说：“我们搞研究下结论要经得起推敲，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五十年代初期，我省除少数人在搞试验外，广大农村没人种过双季稻。然而当时水稻不仅单位面积产量低，整个国家粮食生产水平也不高，随着全国敲锣打鼓地“进入”社会主义，大家都巴不得粮食产量出现奇迹。人们按简单的数学推算，水稻能种两季总比一季收的稻子多吧。于是有人在报上大肆鼓吹全省普遍开花推广双季稻，1956年在省上大力提倡下，又加上当时批判了“小脚女人”式的右倾保守思想，四川省的双季稻面积一下子从8万亩扩种到500万亩。面对这一情况，杨开渠内心里深感担忧。四川这样一个大省，幅员辽阔，不仅纬度跨度大，气候条件不一样，而且各地耕作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连许多农技人员都不懂如何种植双季稻，还有众多地方种双季稻的条件都不具备，一下种这么多，违背科学道理。虽说那是一个一呼百应的时代，但杨开渠凭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作风，不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慷慨指出这种没有经过严格试验就盲目推广的作法不严谨。“先生教给了我们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要有为国家多增产粮食，给农民减少点辛劳的热忱。”很多年后，已经成为院士的荣廷昭仍然记得，那一年杨先生在课堂上谆谆告诫学生要保持清醒的科研头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事物，不唯上，只唯实，不畏艰辛，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10月省农业厅召开大春生产总结会议，会上几乎都是成功的高产经验，杨开渠感到与他在各地实际看到的情况都不太符合。他心想：如继续这样下去，农民是受不了的，搞农业生产应有必胜把握，不能让农民去冒险，那是关系到农民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一定要慎重。10月下旬的省人民代表会上，杨开渠以对国家人民负责任的精神，作了题为“四川省栽培双季稻问题”的发言，主张四川稳步发展双季稻。他这种从实际生产出发，“接地气”的科学意见却遭到了领导的批评。他发言第二天，就被省里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斥为“保守”。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把发言稿寄往农业部，获得了同行的好评和农业部的支持，发言稿也被加上编者按在部办刊物《中国农报》上全文发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1957年四川双季稻平均亩产与单季稻相差无几，且费工费时，使国家和稻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省里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对此，杨开渠并未因此担忧个人的前途，反而为国家百姓的利益心急如焚。他决定加强科研，进一步扩大双季稻试验规模。经1957-1958两年的试验，他对双季稻品种选育和栽培的理论和技术更加完善，从1959年10月到1961年1月，连续发表了5篇极具影响力的有关双季稻的文章，对后来双季稻的栽培和高产起到了指导作用。
1957年下半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虽有少数同学反对，但农学系支部对杨开渠的批判会还是组织起来了。谁知就在那种不公正的会议上，他还能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坦诚而平静但又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根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保留我的观点。”这次批判会没有完全达到组织者“以儆效尤”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同学们对他科学求实、坚持真理的风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的形势下，连《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文章。在这样的形势下，农业科学家特别是像他那样的知名水稻专家，压力非常大，但是他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并没有放弃他根据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所形成的观点。可是，他的思想却是很不平静的，他在学习两论的笔记本中拷问自己:“我能盲目附和某些吹牛者的高产数字吗?”经过反复思考，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宁作移山愚公，不作牵驴老翁”的誓言，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
1958年秋收时节，全国“三面红旗”正是高潮，“五风”盛行，放卫星、万斤稻此起彼伏。省里在郫县召开水稻高产现场收打验收会议，由省农业厅主持，全省地市州县农业局局长参加，他带领水稻训练班的学员去参观并验收。到现场时，稻子(中稻)已经割好，稻把子已摆放在验收田里，周围稻田均已收割，稻桩田也已犁过，只等人员到齐后脱粒过秤。可是，杨开渠看后让学员用软尺测量穴距，数单穴有效穗数、单穗实粒数。他就用这些数据按一般千粒重一算，亩产只有300多公斤。测完时恰好收打过秤结束，主持会议的领导正宣布验收结果：每亩实产干稻谷2000多公斤！谁知话音刚落，杨开渠就站在田坎上大声说:“不得行!最多也只有350公斤。”
1958年大跃进浮夸声中，一些地方大放高产卫星，报纸上也屡见报导，作为有权威性的四川农学院，终于也不甘寂寞了。学生们因杨开渠在讲课中没有谈高产“卫星”事例而批判他“保守”、“白、空”，他耐心地解释。青年教师向他请教放卫星的问题，他了无顾忌，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农作物有自己的生长发育规律，采取措施，可能增产，但不能超过它的极限啊！”“那些真是瞎胡闹，不讲科学，这对生产只能起破坏作用，对人的思想影响则会造成浮夸风。这是一个教育及科学工作者力戒的。”
仲夏的一天，由院团委出面，号召全体同学参加放水稻卫星，丰产指标10000公斤。于是全院出动，农学系当然是全力，在濆江农场的一块田里按生产10000公斤稻谷所需，投入了大量的有机和无机肥。全体同学不计人工地日夜加班，一根一根选择壮秧。到插秧时经过反复踩踏，土壤结构已被破坏，未充分腐熟的有机肥过多，也在地下缺氧条件下发酵了。“秧苗栽后岂不会伤根吗?!”尽管同学们都有各种疑虑，但既不便说，更不敢反对，不得不将秧苗密密麻麻地栽在一起。就在这时杨开渠乘着吉普车来到田边，同学们立刻跳上田坎，围着他异口同声请他发表意见。他明知做不到，可也不愿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便如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和蔼地说:“同学们热情高，干劲大，我很高兴。但并秧栽培是个新问题，我没有经验，谈不上什么意见。”他婉拒而不表态，说完话就乘车离开。后来大家才知道，杨开渠这天是从成都回来，既没有先回家，也没有到院长办公室去，而是听说搞并秧就直接到农场来了。眼看着原本用作晚稻试验的秧苗，竟被胡乱占用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月之后，高产卫星田的秧苗逐渐枯死，10000公斤的高产标牌仍立在田边，而旁边只余一幅残败不堪的景象。通过这次事件，大家更看到了杨开渠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的科学家风度。
1958年初秋，全国的浮夸风越刮越大。农学院也要搞一块晚稻亩产5000公斤的试验田，设计方案就落在了杨开渠和水稻学习组等人员的身上。讨论方案这天，他骑自行车到姚桥农场参加研讨。开头大家都为难，因为都知道一般的早、中稻亩产才300—350公斤，晚稻要亩产5000公斤根本不可能，但是交给的任务又要完成。于是大家只好先计算理论产量，把亩产5000公斤指标固定进行倒推，按晚稻千粒重，每亩需要多少实粒、每亩需要多少有效穗、每穴需要多少有效穗、每穗需要多少实粒，每亩需插多少穴，又需要多大的行穴距。在每亩穴数与行穴距的矛盾上讨论不下去了，有的说2×2寸，有的说4×1寸，有的说3×1寸都还凑不够数。这时一直未发一言的杨开渠实在忍耐不住了，站起来幽默又略带气愤地说:“你们想吃韭黄?!过去我做了多年试验，各种密度各种行穴距作了不少，早稻南特号只有6×4寸产量才高。”说完又坐在椅子上始终不发一言。院党委交给的任务，对身为院长、水稻专家的杨开渠来说压力是很大的。然而他始终坚持科学，坚持实事求是对设计方案不表态。后来，那块试验田由于栽插过密，肥料又多，不仅沤成了韭黄，而且沤成了臭气熏天的烂草。
1958年秋，杨开渠率队到川西平原考察晚稻，住在成都，偶遇当时农业厅粮作处处长梁禹九。梁处长闲谈中问起，省里领导想请杨院长写一篇有关水稻高产的文章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也曾向杨院长转达过，可不知什么缘故他一直没写。后来直到杨开渠去世，大家也从未在报纸上见他发表过这样的文章。
1959年3月初—4月初，他去给下放郫县的学生讲水稻课60学时，他依然以对党、对青年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放弃根据科学理论和自己的实践所形成的观点，在讲课中只举经过科学验证的丰产事例，而不谈那些高产“卫星”，也不怕学生再批判他。
当时正是动辄就被扣上“三反”、“右派”、“右倾”帽子的时代，像杨开渠这样不人云亦云，坚持实事求是甚至敢于当场表示反对的人少之又少。果然，1958年中日友好交流，作为水稻专家又是留日归来的杨开渠本已确定要参与赴日考察，但最后却从名单中被删除了。虽为无法故地重游感到失望，可杨开渠并不怕，他不怕丢官，不怕戴帽，不怕被批判受迫害，仍旧“我行我素”，走着自己认准的路。他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川农大精神”奠定下了坚实的一块基石，成为川农人的宝贵财富。（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