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川农师生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赞歌。他们听党指挥跟党走，积极参与地方爱国民主运动，不少人遗憾地牺牲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新中国成立后，川农人欢欣鼓舞投入建设。同时在解放西南、迎接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在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过程中，也有川农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只为把光明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

治学不忘救国

1935年7月30日，省立农学院收到四川省教育厅通知，并入国立四川大学，从此开始了与川大的20年“情缘”。在此期间，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名师荟萃、英杰辈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1943年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后，在报告中把农学称为川大“最强的学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配合解放战争，师生们在一些焦点事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李实育事件”、“三教授事件”、“四·九运动”推动了成都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5年12月11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二年级学生、民盟盟员李实育和几个同学在学生宿舍张贴声援昆明学生和抗议“一二·一”惨案的标语,遇到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分子围攻殴打,和栽赃诬陷,被关押审讯。反动当局大量制造舆论，妄图通过陷害李实育，打击学生民主运动。为了营救李实育，争取民主运动的胜利，森林系李相符教授与陶大镛、文幼章等五位中外籍教授发表公开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陷害李实育的阴谋。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一再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李实育。1946年2月14日，四川省高等法院被迫宣告李实育无罪释放，史称“李实育事件”。

《新华日报》对李实育事件的报道

《川大文摘》报道李实育事件

1946年3月12日, 反动分子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的墙壁上, 贴出一张题为《新民主》的特大壁报，无中生有地造谣诬陷张澜主席侵吞川汉铁路股款，诬蔑李相符、彭迪先、陶大镛三名教授接受苏联津贴，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出卖祖国等等，阴谋把三位教授轰出学校。对此, 三位教授提出了“尊师重道”的口号，很快掀起了尊师运动。全校各社团、各系级纷纷出启事、发声明，大多数院系主任和六七十位教授签名, 表示要站在三位教授这一边, 不少同学纷纷自发到教授家里慰问。当时很有影响的成都市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公开发表宣言, 声援三教授, 谴责反动派。最终, 四个特务学生分别记两大过、两小过和停学一年的处分。相关人员或被撤销职务或被解聘。“三教授事件”取得胜利。

李相符教授

《新华日报》报道三教授事件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货币贬值、米价一日数涨，饥民遍地、民怨沸腾。1948年4月9日，国立四川大学等学校也发起一场以争取平价米为题的请愿行动。当游街学生先头到达省府门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即下令抓人，被捕学生132人，200多学生受伤。13日，川大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和广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教罢课运动。在这种形势下，王陵基不得不两次放人，但仍然扣留了所谓“奸匪分子”15人，其中有农学院吕启光、李明樑2人，直到4月16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四·九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成都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全国影响的革命学生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组织安排下，数以百计的川大学生深入到省内70多个县市，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和策反，牵制敌人有生力量，为大西南的解放、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场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战斗中，师生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农学院学生江竹筠等英烈付出了青春，乃至年轻的生命。他们值得我们铭记。

江竹筠:热血铸忠魂

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1920年她出生于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特务跟踪，1944年她转移到成都，考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就读于植物病虫害系，次年转入农艺系。

江竹筠进入学校的时候正是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兴起之时，遵照党组织要求，她以隐蔽为主，作为一般成员参加了“女声社”和“文笔学会”两个进步社团，进而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成员。

1946年，经党组织决定，江竹筠离开学校，协助丈夫彭咏梧具体负责组织领导重庆地下党工作。1947年秋，江竹筠和彭咏梧前往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彭咏梧壮烈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继续在下川东战斗，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掌握着许多党员信息。1948年6月，由于遭到叛徒出卖，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见她是女同志，敌人本打算在她这里打开缺口，没想到却遇上了最硬的骨头。在狱中她受尽了各种酷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面对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名单）是没有的。”她的不屈保护了下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大批地下党员的生命。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牺牲在歌乐山电台下的刑场，年仅29岁。

今天，滔滔嘉陵江似乎仍在吟唱难友们为江竹筠所作的诗歌：

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胡其恩：一颗红心向着党

胡其恩1919年生于成都，1939年考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在校期间受到革命的熏陶。他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中，把自己的宿舍叫做“解放区”。1946年初，胡其恩加入进步团体“成都职业联谊会”，带头捐款给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

1946年冬，他先后被调往南充、重庆工作。1948年“四九”惨案爆发。他写信慰问母校在惨案中被迫害的同学，被特务发现后被捕。

在渣滓洞监狱中的胡其恩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他担任秘密联络员，为共产党员余祖胜与难友们传递消息。在收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喜讯时，他用“万炮齐轰”来形容伟大的胜利时刻，带给大家巨大震撼和鼓舞。1949年11月27日，胡其恩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黄宁康：一生四次被捕的不屈斗士

黄宁康1905年生于岳池县一个小康家庭，1927年考入我校前身公立四川大学农科学院后，加入了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协进社”，成为其中骨干。黄宁康一生被捕四次而不改革命的初衷，用忠诚写下自己的誓言。

第一次被捕是1930年春，在成都学生的集体抗议下，最终获救。党组织注意到了黄宁康出色组织才能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将其吸收为共产党员。

1932年，黄宁康被组织派往南充地区，参与发动了轰动全川的“升钟暴动”，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严刑拷打下，他仍坚守党的秘密。因找不到证据，敌人只好把他释放。

出狱后，组织改派他到岳池发展当地党组织。他改组了岳池县党团组织并担任中共岳池县特支书记，这时，又一次遭叛徒出卖。被捕后，黄宁康抓住叛徒弱点极力周旋，从而逃脱虎口。

出狱后黄宁康没找到党组织，被迫远走涪陵、垫江等地以社会职业做掩护。10余年后，1947年5月，锲而不舍的他终于联系上岳池工作负责人蔡依渠，重回党的怀抱，投身革命事业，他卖掉私产为华蓥山武装起义筹集资金。

1948年8月他再次不幸被捕。在狱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毫不屈服。敌人抓来他的妻子,黄宁康强忍悲痛劝慰妻子：“不要为我难过，既然又落到他们的手里，不过一死而已。”1948年10月，黄宁康被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后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遇难，他用44年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奋斗之歌。

何懋金：把青春献给党

何懋金1944年考进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农经系，在老党员带领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首批成员和积极分子之一。

日本投降后，他转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就读。在此期间，他发起成立“离离草社”，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7年，他在校内发起成立“黎明歌唱团”和“秧歌队”并担任负责人。他们甚至在成都市区新闻大厦举办了一场反响热烈、远超预期的募捐义演，并因此被反动当局严重警告。

“四·九运动”爆发时，何懋金是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还日夜奔走，掩护反动当局黑名单上的同学撤退。

同年7月，受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遣，他回家乡以工作队形式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组建“川东工作队”和党支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

1949年3月，因叛徒出卖，何懋金在万县河口被捕。同年11月27日，他在重庆渣滓洞遇难，牺牲时年仅32岁。他一生虽短，却厚重无比，祖国和人民永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奉献的热血青春。

张大成：坚如磐石的共产党员

张大成1944年考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翌年转入农艺系。在校期间，他被同学们选为校内重要进步社团“时事研究社”社长。

因当时学校党员少，活动隐蔽，1946年他经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张大成的二哥在国民党“六二”大逮捕中不幸被捕。他得知后没被吓倒，反而把二哥曾领导过的郫县民盟小组和读书会重新加以组织和发展，一边兼顾郫县民盟工作，一边在学校参加斗争。

1948年秋，张大成毕业回郫县简明女中教书，并发展革命地下活动。194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张大成根据组织指示，到灌县（今都江堰）中学任教，在该校设立联络点。他团结进步教师，合办英语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油印了两期小报，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1949年10月12日，因联络点暴露，张大成撤退不及，被国民党灌县特委会逮捕。

特务们拷打无效，又假惺惺告诉张大成，只要写份“悔过书”就可以出狱，张大成却丝毫不为所动。1949年12月7日深夜，成都即将解放的前夕，张大成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就义于成都外西十二桥畔。

张大成的坚贞不屈，保护了岷江一带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岷江支队，使之未受任何破坏，后来成为配合了川西地区解放的一支重要力量。

杨家寿：用热血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5年秋，22岁的杨家寿考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畜牧组。

杨家寿入校后，积极参加进步学术团体，并被接受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成员。

1949年春为迎接解放，杨家寿4月底毅然放弃即将举行的毕业考试，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离校下乡。他被安排在邛崃县西北临济乡工作，以教师、雇工等身份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很快打开了当地农运工作局面。

邛崃临济地区是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活动的主要地带。党组织在此地建立中心工作组，杨家寿便是中心组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又担任了游击纵队下属的“名邛大队”副指导员，先后参与了和保安团、地方恶霸、国民党残部等势力的激战。

1950年川西各县相继解放，他被任命为邛崃平落区副区长，开展征粮剿匪，建立新政权的工作。虽生活极其艰苦，他仍扶着手杖坚持东奔西走干革命。

1950年1月22日，土匪发动暴乱。杨家寿等率领的队伍被好几股土匪包围，当天不幸在老乡家中被搜捕的土匪发现并杀害，时年26岁。

杨家寿牺牲的消息传到农艺系同学中，大家同声哀悼，每年老同学集会都要回忆他。同学们在他当年的照片后题词：“他创造了人民的春天/他却在春天里长眠”。

曾廷钦：人民的好女儿

曾廷钦1945年考入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蚕桑系，在校期间，她便积极参加“助学运动”等进步活动。

1949年夏，川大党组织派已毕业的曾廷钦以高笋乡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到沐川马边河据点工作。她勤恳踏实地在师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并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根据组织安排，曾廷钦到沐川县城向县委报到。考虑到她瘦弱，县委领导本打算留她在县城机关工作，但她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就这样，她被分配到四区征粮工作队，到高笋乡做群众工作。

1950年2月中旬的一天，工作队在高笋小学召开征粮工作大会。恶霸们暗地里把高笋小学和各个场口包围，并且突然上前把工作队同志捆绑起来，拖到外面早挖好的土坑前。大家毫无畏惧，怒斥匪徒。恼羞成怒的匪首下令先把两个外地同志杀害，接着又对曾廷钦等威逼利诱，妄图使其屈服。没想到，瘦弱的曾廷钦面对屠刀毫无畏惧，还冷静地大声安抚在场群众：“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江山稳如泰山。”同时正告匪徒：“只有向人民缴械投降才是出路，血债要用血来偿还。”黔驴技穷的匪徒终下毒手，将曾廷钦残忍杀害并推下深坑。

壮烈牺牲的曾廷钦此时年仅27岁。今天，沐川烈士陵园有她大义凛然的塑像，在她的家乡井研，人们总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纪念她。

李树成：民主改革的先锋

（来源说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李树成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该图为四川农业大学视觉传达系18级曾唯一同学根据《四川农业大学史稿1906-1990》中的一张李树成模糊照片及其亲属记忆绘制）

李树成1925年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解放后转学到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学专业。

1954年大学毕业的李树成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乾宁县（现道孚县）任农牧站副站长，之后被派到乾宁县瓦窑村进行民主改革的前期政策宣传。当时的乾宁县，有人对民主改革政策不了解，尤其是当时的藏族上层和喇嘛认为民主改革损害他们的利益，将屠刀刺向了与他们利益不一致的人们。

1956年4月4日凌晨，民主改革工作组的同志大多还在梦乡，他们暂住的房屋就被手拿砍刀的“土匪”包围，这些人破门入室后，见人就砍，砍死了还不解恨，还把尸体肢解扔进附近的一条江里。事后得知，除了有一位同志因早起提水躲过一劫外，其余人无一幸免。等其他人赶到的时候，房屋里唯剩满地鲜血。牺牲时李树成仅仅31岁。

和李树成同时期牺牲的还有一位赵普民烈士也是川农人。赵普民是四川省蓬溪县人，生于1932年，乾宁县农业试验站干部。1954年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兽医专业学习（调干学生），1955年因病仍回乾宁县工作。1956年4月，他在俄底乡民主改革中被叛匪杀害。

李树成、赵普民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的榜样。他们牺牲后，都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字都被镌刻在道孚县八美镇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