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3年抗战期间，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后，把农学称为四川大学的“最强的学科”。当时的川大农学院正是我校1935年并入川大后的身份。“莫谓书生空议论”，创造这“最强学科”的师生们治学同时未忘救国，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中，也曾将个人生命融入历史大潮，谱写出一曲曲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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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不畏战火抗日救亡
遭受侵略让大片国土沦丧或成为战区,使本己凋敝的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四川以独特地理优势被视为“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随着抗战全面展开，大批军政人员及难民、学生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四川，与此同时省内大量劳动力被送上前线，再加上天灾频繁，都给四川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是省内粮食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则是提供抗战物资尤其粮食的保障，这些都使发展四川农业生产成为燃眉之急。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寇接连轰炸重庆、成都。同年，日军两次轰炸成都，共出动飞机35架次，投弹199枚。在1941年7月27日的成都大轰炸中，川大办公区、教学区、宿舍区及图书馆等，共127间房屋变为废墟。战火纷飞中，四川大学农学院没有随大部分师生迁到峨眉山，长期坚持在九眼桥和望江楼一带办学，为战时四川农业科技和生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杨允奎（2排左7）、杨开渠（2排左5）及其他师生合影
战时，川大农学院致力于“为地方造就人才”。据统计,全院学生总人数1945年比1936年增长了10倍之多，73%的毕业生直接服务于农业,成为地方政府开展农业工作的重要力量。同时，学院以多种方式为地方培养农业人才，如应四川省建设厅要求训练“各县农林技士”；受教育厅委托代办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开设农民补习学校、合作社；举办乳牛、柑橘栽培、水稻螟虫防治等讲习会，宣传乡村卫生教育等，为后方农业人才的培养和保障后方物资供给做出了贡献。
时任农学院院长的曾省说：“本院同仁对于后方生产的农垦事业，向甚关心，总希望在危急存亡之秋，打通一条血路。”
七七事变前，四川交通不便、常年军阀混战，农业生产水平极低。可1943年，李约瑟在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后认为，农学是川大“最强的学科”，而成都是当时中国的“农业中心”。全面抗战期间，四川以一省之力为全国贡献三分之一的粮赋，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这离不开当时川农人的坚持和努力。
抗战中，农学院师生彰显出时穷节现的卓越风骨，积极投入全民抗战洪流，尽己所能参与各种救亡活动。
为支援抗战，农学院师生踊跃捐款捐物。为推动抗战救亡，四川大学成立“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号召大家捐资抗战。杨开渠、杨允奎两位教授毫不犹豫捐出工资。1938年，杨开渠教授又捐出了兼职兼课的全部收入。
1937年秋，农学院学子动手缝制棉衣。仅用六天，他们和其他川大学生一起，缝制棉衣1075件赠送出川抗战的川军，同时收集旧衣数百件赠送战区难民。另外，他们还赠送毛巾1200条和锦旗十六面，上面写着“为民族解放而抗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等口号。
同学们组建和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救亡宣传。“七·七事变”后，川大成立了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全校性群众救亡组织——川大学生抗战后援会，农学院学生成为其中骨干。他们上街演说、散发传单，为抗日将士募捐，前往省内多地农村播撒抗日救亡火种。
1938年，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立，共分四个团，川大农学院和理学院学生为第二团（简称“抗宣二团”），农学院学生喻季姜曾担任该团的副团长、团长。他们利用少量经费和捐款，制作旗帜，在星期日走上街头讲演，教唱革命救亡歌曲，出演街头剧。1938年底，农学院又成立党支部积极参与和组织救亡活动。
1939年，抗宣一团、二团发起义卖募捐，在成都举行大规模声讨汪精卫叛国的火炬游行示威，引起了较大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年暑假，农学院学子以抗宣二团为组织开展农村服务，并动员了大批进步学生参加，使救亡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青神县工作期间，适逢“七·七”两周年纪念日，他们举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火炬游行，盛况空前。
此外，农学院学子还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如1944年秋季创办的时事研导社，以剪贴报纸中揭露时弊的评论及盟军反攻日本的图片为活动内容。农艺系学生、英烈校友张大成就是其中骨干成员。
农业专家：时穷节现科学救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线将士奋勇杀敌，身在大后方的农业科学家也始终心系国家存亡，为保障粮食供应，支持抗战迈向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迫使大量人口内迁，同时大量劳动力又被送上前线，造成了巨大的粮食需求与耕地、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矛盾,这只有靠发展农业科技来缓解。面对国家危亡，川农人义不容辞担起重任，攻坚克难，为四川地区有力地支撑战时经济付出了极大努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开渠是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也是“川农大精神”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愤然辞谢老师的挽留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一直重点研究双季稻。
1936年秋，他应聘到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来到四川，见上万亩冬水田未被利用，杨开渠便将开发冬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作为首要课题。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心头激荡的家国情怀让他写下长达两万多字的《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目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一文，提出了改革四川稻田耕作制度，试验种植双季稻和旱稻来提升粮食产量的一系列建议和详细计划。该文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主持四川稻麦改进所的杨允奎教授读后，深为其卓见所折服。1937年，杨允奎在泸州开设了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场开展双季稻实验，邀请杨开渠合作，拉开了四川种植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序幕。在他们带领下，四川双季稻研究硕果累累并获得了大面积推广。
1937年底大片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迫于严峻形势，杨开渠不得不寻求成本更低，劳动力使用更少，增产更快的方法。于是他把研究重点转移向再生稻。再生稻是利用收割后，稻茬上腋芽萌发成苗，再收获一次的稻谷。我国农民利用再生稻虽有上千年历史，但多任其自生，产量很低。杨开渠分析，再生稻在头季稻收割后60—70天便可再收获几十公斤粮食，省时省工，为争取在“最短期内”获得粮食增产有实际意义，于是便开始对再生稻的系统研究。
国难当头，局势动荡，搞科研困难重重。但他全然不顾，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再生稻研究上。
1938年，再生稻研究获得了显著成绩，每亩能预计增收150斤水稻。1938年1月30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登出《再生稻初步成功》的消息。这一天，杨开渠没有太多喜悦和满足，反而提醒自己：“惟有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克服切困难，以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才有意义！”
为搞好推广，杨开渠编写了浅显易懂供农民使用的《再生稻浅说》一文，鼓励青年学子广泛参与宣传推广。农学院学子分赴各县推广，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对此，他在日记中欣喜地记录：“对于再生稻的宣传……农艺系学生恐全部要出发，至少要到二十个县……如果有二百万亩的推广，那至少有二百万担的增收了!”二百万担约合1000万公斤粮食，对于抗战这无疑是解燃眉之急的有力支持。
1941年，杨开渠又育成新品种“川大洋尖”，因“正合政府长期抗战,增加粮食产量的需要”,国民政府农林部专门补助他研究经费1.2万元。此后，他又选育了“川大白节子”“川大白脚粘”等良种，推广后均增产明显，广受好评。
杨允奎教授是我国作物数量遗传育种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玉米育种专家，他也为我国尤其为抗战时期四川农作物增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中，他担任川大农学院农艺系主任，主讲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等主干课程，同时开展玉米、小麦、豌豆的遗传育种研究。1937年应四川省建设厅邀请，他创办四川稻麦试验场，翌年试验场改组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允奎发表《讨论抗战开始四川粮食之筹划》一文，对如何提高四川粮食产量以应对时艰进行了探讨，从生产、消费等多个方面较全面地进行了管理设计，以期能适抗战期间的粮食流通需要。
创办四川稻麦试验场后，杨允奎着手进行大规模四川粮食作物地方品种资源普查，与工作人员一起跋山涉水，历经数月考察了多达52个县的农村，获得了丰富资料和数据，并由此确定了适应四川玉米生产的种植方式和育种方向。他利用自己与美国农业部蒙里森教授以及同窗好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关系，获得美国优良玉米种质资源，将其与四川本地玉米杂交，获得了巨大成功。至1945年，他和同事先后培养出50多个优良组合，增产幅度达10-25%，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粮食支持。
杨允奎主持“特用小麦之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川大64”“川大101”“川大102”等优良品种，有力缓解了川省小麦倒伏、条锈病等病状，大大增加了小麦产量。
在杨允奎推动下，四川农业改进所与川大农学院协作开展科研攻关，使四川全面抗战时期的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产品产量都得到很大提升。
抗战中，川大农学院在豌豆,果蔬,经济作物棉花、甘蔗、烟草、油料等，植物病虫害防治,蚕桑,农业经济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可圈可点。张松荫教授提出把羊分为牧区草地型和农区山谷型两类，大大提升了羊的养殖效率。曾省教授和何均助教的害虫防治研究有效遏制了虫害并提高了四川柑橘产量。还有张文湘教授对橙子优良品种的研究，毛宗良教授对甘蔗生长的研究都有力提高了四川经济农产品产量。
八年全面抗战，四川输出粮食7100万石，居全国各省之首。1946年，蒋介石在演讲中称：“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粮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这在将来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必将永垂不朽。”毋庸置疑，正是杨允奎、杨开渠等为代表的川大农学院等机构的农业科研人员在民族危亡之际，殚精竭虑换来粮食增产，才确保了中华民族有底气与敌周旋直至最后胜利。
抗战老兵：慨然从军保家卫国
除了保障后方粮食供应的农业科技专家、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广大师生，还有的川农人义无反顾走上对敌战场，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他们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贾厚仲是我校退休老教师，而70多年前的他是抗日远征军中一员。1944年，他正在金陵大学读一年级。听说中国远征军失利的消息，他给父母留下一封信后毅然参军。1945年，他随军辗转抵达缅北，成为了中国驻印军新22师的士兵。新22师是新六军前身，正是这支部队在缅甸反攻战中给了日军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敌两万，还缴获了敌人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3个字：中国虎!1945年9月9日，贾厚仲所在的连队受命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鸣放礼炮，而他负责打响21响礼炮中的第一炮，见证了重要历史时刻。
著名小麦专家颜济1924年生于成都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颜楷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推为领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颜济继承了父亲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1944年，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大后方危险”的消息传来。此时，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恰到成都招收飞行员。在母亲支持下，还在华西大学牙科二年级的颜济毅然报考，成为了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班第24期学员。在昆明接受飞行训练约一年，直至抗战胜利，颜济才重返华西大学并改学农学，后随全国院系调整进入我校工作。忆及当年，颜老说：“日本人打来就觉得应该反抗，去参军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枪!……”尽管过去数十年，我校原党委书记王绍虞仍能哼唱出当年游击队教唱的抗战歌曲。“七·七”事变不久，晋中地区就沦陷在日军铁蹄下，这里正是王绍虞的家乡。王绍虞家属于敌占区，因家中亲人有地下党，年仅十四五的王绍虞便在其带动下参与抗日活动，为八路军传递消息。能“为打日本人出力”让他很自豪。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王绍虞来到解放区，1980年历任我校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退休。
宋捷德曾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长等职。1938年，18岁的他毅然参军，加入第二战区薄一波等领导和指挥的随营学校政治保卫队，在山西洪洞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铁路，抗击日寇。1939年7月，他被派到沁源干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敌战区教书。他明里教书，暗中宣传抗日。1942年，他因为持有抗日课本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严刑拷打下，他咬紧牙关不吐露一个字，后在地下党营救下得以出狱。此后，他被调至游击区教书，他的学生不少走上了抗日道路。
学校原保卫处副处长李玉贤1926年生在山西一户农民家庭。“七·七”事变不久，他的家乡沦陷。1941年李玉贤已进入中学，抗战也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1942年，经地下党人介绍，15岁的李玉贤毅然同20余名爱国青年一起冲过敌人封锁线，直奔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加入保家卫国的战斗。他被编入太岳军区三分区康俊仁支队第七大队。在这里，他参与了长达四年的战斗，击毙、俘虏了过日伪军和汉奸特务，还缴获过武器弹药。上百次大小战斗的锤炼，李玉贤从一个不懂事的农家毛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1939年18岁的陈义亭成为山西襄垣县一名子弟兵。抗战中，他负过伤、立过功。经过5年多抗战经验的积累，1944年陈义亭在决九团特务连当了一名侦察员。1950年他转业到茂县，1978年调入四川省林业学校(2001年并入我校)任党委书记。自1943年入党，陈义亭从未漏缴过一次党费。“4·20”地震时，他一次性缴纳特殊党费2000元。他说交党费是共产党员的标志，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直到九十多岁，他仍坚持学习，看党史、新闻，关注党的重要会议。他的子女们从小接受父亲教育，父亲一生节俭，党性坚强，坚持学习，都对他们有着深刻影响。
原四川省林业学校后勤服务干部马桂香没正式上过学，但却在国难当头时坚定地保家卫国。青年时期的她，在山东地下党领导下，积极为党传递信息;跟着学生们上街游行，号召各阶层群众团结抗日；还曾冒生命危险侦查敌情，趁夜色在敌军行进路上埋下地雷，发动农民反抗抢粮。1945年，她正式成为了八路军的一员。
原四川省林业学校校长施勇家乡在江苏启东农村，1938年日寇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宁静。1944年，年仅16岁只读过几年小学的施勇半工半读在苏北公学工作，参与一些抗战工作，后又被分配到华中印钞厂工作。从此，施勇一直跟随革命队伍多方辗转。他当过联络员，当过财经接管处代表，在大后方默默坚守岗位，为革命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我校离退休老教师中还有王义全、何日明等都曾是抗击日寇的八路军战士，其中王义全曾任连长的八路军129师更是功勋卓著，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
当硝烟远去，我们分享过去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除了向那些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川农人致敬外，也让今天的我们铭记历史，感恩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