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川农大百余年办学历史上，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关键转折事件——“水电报”，其真实发生地是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农事试验场，革命党人曹笃、朱国琛、蒋淳凤等我校师生是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我校师生王右木、康明惠、郑佑之（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入党介绍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四川党团组织创立者；杨开渠教授在抗战时期对四川水稻增质增产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粮草供应；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江姐为代表的我校革命英烈校友们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取义成仁的壮丽诗篇。为钩沉史实，深入挖掘提炼川农大红色基因，现特推出“川农大红色档案”系列考据报道。

-----------------------------------------------------------------------

1911年6月于成都爆发的保路运动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诱因，正如孙中山先生后来的评价——“四川保路同志会与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兴之始，如果没有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或要再迟一年半载。”而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曹笃当时的身份，据多份资料显示在保路运动时期是蚕桑学堂监督，例如李劼人便在以保路运动为历史题材的名作《大波》（发表于1937年—1940年）（见图1）中就明确指认曹笃为蚕桑学堂监督，并清楚记载了学堂的位置——厚载门，恰好是我校最初的前身机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1906—1911）的办学所在地，而文中所说的“桑林”应是我校的蚕桑学科试验场（见图2）。《大波》虽为文学作品，但李劼人是著名成都本土作家，曾任新中国成都市市长，多位成都地方史学者都对其作品大篇幅引证。此外，李劼人在《大波》中描述曹笃在“成都血案”发生后出城路线时，与当时的成都街巷布置符合，可见该书相关史实表述的可信度。

那么，曹笃当时所任的这所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共同位于厚载门的所谓蚕桑学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

图1 保路运动历史小说《大波》（李劼人著）

一、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与蚕桑学科

1906年，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成立于成都厚载门宝川局内，并仿照日本的蚕室制度，修建了二十间楼房作为养蚕室。其时，农业学堂有两处试验场，一处是学校旁的三十亩桑园，一处是东门外约二百亩的试验田。建校的目的是“以农学为本务，尤以蚕业为开先”，招生也多为蚕桑专业学生。后因学习蚕桑技术的人员太多，遂经呈请批准开办了蚕桑速成科传习所（也有称蚕桑传习所）（见图2）。在1908年，因学校过小，本科生只有四十名，难以符“通省”之名，同时也为学生实习方便，便呈请将农业学堂迁移到东门外的试验场。由此可见，作为晚清四川省内五大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农业学堂、法政学堂、藏文学堂、存古学堂）之一的农业学堂时已是研究蚕桑的大规模科研教育机构，实无必要再于相同位置，即在厚载门开设所谓的“蚕桑学堂”。无独有偶，在1910年8月，川省奏报朝廷请立农林学堂，但学部批复中称，因前所设的通省农业学堂中已有林科，因此并未批准设立农林学校（见图3）。同时，经我馆多次派员赴四川省档案馆外调查档，未查得1906—1911年在成都设立的所谓蚕桑学堂或四川通省蚕桑学堂的任何一手历史档案材料。至此，完全可予以合理推断，李劼人《大波》所言的蚕桑学堂，应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蚕桑传习所/蚕桑科，极有可能民间讹误称谓为“蚕桑学堂”。

图2：《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章程》

图3：《农政总局详请开办农业学堂一案》

二、关于蚕桑学堂的史料耙梳

目前多份保路运动文史资料在记载曹笃的生平时，称曹笃为蚕桑学堂监督，但大都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记述作品，并非一手史学资料，所言虚实，值得考究。笔者对保路运动发生前后的史料进行统计，并未发现有“蚕桑学堂”的称呼。例如：傅崇矩在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见图4）一书中，对成都学堂进行了统计，有关蚕桑的只有两处，一是蚕桑师范传习所，建立在纯阳观内（现华兴正街北），据史料显示，该机构由女子学习蚕桑技术的机构演化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傅氏归“传习所”于“学堂”之中，是否其时民间习惯把“传习所”称为学堂也未可知。二是蚕桑传习所，并未说明具体位置。1909年赵尔巽上奏朝廷的奏折（图5）中，在陈述川省蚕桑办理情形时，也未提及成都有蚕桑学堂，只说各属筹设蚕桑传习所七十余处。

图4：傅崇矩：《成都通览》

图5：赵尔巽：《筹办农工要政折》

其次，在《宣统三年四川奏办农业学堂春夏蚕成绩之调查》（见图6）中称“因去岁春蚕大失败名誉扫地，幸后任监督张璞力求整新。遂于今春另聘日本东亚蚕业学校卒业者杜用选、丁同良主任养蚕事宜”。张璞是我校第三任监督，而杜用选是我校第五任校长。可见，在辛亥革命前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依然是以蚕桑养殖为先务的。

图6：《宣统三年四川奏办农业学堂春夏蚕成绩之调查》

最后，在较晚近相关史学研究文章中也有所印证。原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现澳门大学杰出教授王笛在1986年撰写的《清末四川农业改良》(见图7）一文中，对全省蚕桑传习所进行了统计，提到的在成都只有农业学堂附设的蚕桑传习所一处。试想，若有比传习所更高一级的蚕桑学堂存在，王笛该文定会罗列其统计表中。而在四川大学原档案馆馆长党跃武教授的一篇川大校史文章（见图8），虽沿用四川通省蚕桑学堂一名，但其文称该蚕桑学堂后并入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指称曹笃、朱国琛为川大校友，恰从侧面证实了曹笃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之关系。

图7：《清末四川农业改良》（王笛1986年）

图8：《各校并立分途进，三水汇流成一统（二）》（党跃武2016）

三、关于曹笃与茶务学堂之说

一篇署名为曹叔实的文章（见图9）中称，辛亥革命时曹笃掌四川通省茶务学校，因曹笃字叔实，可见该文为曹笃的自述，所言内容应属无误。但详细考究其所言内容，词句多存谬误。首先，当时并未见学校的称呼，一般称为学堂。其次，在史料中并无通省茶务学校的存在，周孝怀在任劝业道道台后，为鼓吹川省实业，在灌县（今都江堰）创办了茶务讲习所，保路运动中即关闭。曹笃不可能在1911年的四川灌县发送“保路运动”水电报和发动组织成都的保路运动。因此，该文是否为曹笃真实自述非常可疑，其所称的通省茶务学堂名称也存讹误。除此之外，金一夫在《曹笃传略》（见图10）一文中也称曹笃在1910年担任四川通省茶务学堂校长，该论断应也是来自于上文的这篇曹笃自述，因此也存有与史实相违背的谬误。

图9：曹笃《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

图10：金一夫：《曹笃传略》

结论

因此，以上文罗列的时势和推理为依据，1911年保路运动时期的曹笃实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下属的蚕桑讲习所监督，并以此为根据地，联络革命党，发动保路运动，为川省革命走向全国范围做出了重大贡献。

另文将论证朱国琛所任试验农场所在地与保路运动“水电报”关联。

曹笃小传

曹笃（1874-1944），字叔实，四川自贡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1900年考入泸州经纬学堂。在校期间，与同学吴玉章、黄复生、谢持经常讨论自强之道，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03年，曹笃在富顺县创办私立经纬学堂。1907年，曹笃加入同盟会，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10年，曹笃受时任劝业道道台周孝怀聘，任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蚕桑传习所监督，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学堂中职员和学生作为革命党。1911年，“成都血案”发生后，曹笃缒城而出，奔赴学堂城南农事试验场发送“水电报”，使消息传遍川省，各地起义反正。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曹笃是其积极支持者。1920年，曹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支部筹备总主任。1938年，曹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4年，病逝于成都，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