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巢燕归来——四川农业大学留学人员85%回国率探秘(下)

2010-02-26 15:10:53作者:记者:肖静刘骞 来源:《四川日报》,2002年1月30日第1版 点击数:

  
    
  一片枝繁叶茂的梧桐,引来凤飞凰舞。
  传统与现代在川农大归国人员们身上调和。他们归来,选择了与“农”为伍,根植于农村这片深厚的土地,心系“三农”,情倾学子。
  他们貌不惊人,有的甚至外表“土”得与农民无甚两样。但谁能想到,他们曾身着洋装,在物质繁华的西方世界里,让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们刮目相看、盛情相邀。
  是什么,浇灌出这棵栖才绿桐?是什么,造就了这方聚才热土?
  四川农业大学,磁力何来?
  我们在川农大探寻,得到的观念耳目一新。
  观念之一:“人和”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天时”,更无“地利”。每一位川农大人引以为豪的,是这里“世外桃源”般的“人和”。
  老一辈专家用“人梯”精神,营造出和谐的学术氛围与人际关系。高尚的师德、淳厚的学风在校园延续,令人如沐春风。
  数量遗传学家高之仁教授的人格魅力为学生们所景仰。80年代初科研经费极其紧张,为提携中青年专家成长,他将用自己名义申请的一笔课题经费,全部划转到当时年轻的教师荣廷昭名下。而今荣廷昭教授已成为我国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专家。高老希望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你们超不过我,那是我教学的失败。”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国留学生政策重新开闸。一大批力主年轻老师出国留学的川农大老一辈专家热泪盈眶:“终于盼来这一天了!”第一批留学人员即将启程,送行会上,颇有酒量的校长杨凤竟兴奋得喝醉了。为了支持中青年教师留学,这批已届高龄的老一辈,默默顶起出国者的教学任务,一干就是三五年。
  外人都惊讶,川农大怎么像一片不受污染的净土?不争名利,只求和睦,很多事情在这里与流行观点格格不入。德高望重的李尧权教授写了大量教材和著作,指导学生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每当推出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时,他总是拒绝署名或要求署名靠后。
  1998年,在学校3%晋升工资的名额分配上,动物科技学院发生了激烈争论。老教授陈昌钧说:“年轻人收入低,应该把名额给年轻人。”年轻教师程安春说:“老同志机会不多了,应该照顾老同志。”双方为此相持不下。四、五年前的川农大,条件艰苦,人们眼中的专家教授仿佛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吴月良教授68岁时患上肺癌,领导前往探望,却看见这位高级专家屋里清贫如洗,病床上,他依然在指导研究生。
  “我走了很多地方,像川农大这样朴实、务实、纯正的校风、学风很少见。”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从外校远赴英伦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永清教授才毅然选择落户川农大。
  环境艰苦,但一大批专家和归国人员留下来了。科研人员最在乎干事业的氛围。这里弥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简单而融洽的人际关系,让干事业的人倍感轻松自在。
  “其实哪里有绝对的净土,教师间难免发生摩擦。”校党委书记于伟说。但苗头一出,学校都努力去化解。农业科研的区域性、长周期性和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它需要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学校态度一贯鲜明,“团结才能出生产力,互相争斗最后都没有赢家。”
  房子、设备的落后,有钱就可改善;但“人和”的环境,没有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却是千金难买。
  几代知识分子呕心沥血、薪火传承,形成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人人都有高度的责任感,个个都是干实事的主人翁。川农大精神,成为学校凝聚人心的“镇校之宝”。
  观念之二:知识分子集聚处,更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高校是知识分子高密度聚集的地方,难道也存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
  文人相轻,中国自古有之。越是人才多的地方,越是考验管理者之处。很多人都说“知识分子难打整”。但说难亦难,说易也易。一句话,抛开“官本位”,一切都好办。校领导如是说。
  房子的分配历来是人心的风向标。1999年,这个最易触发矛盾的敏感问题,也摆在了校领导面前。
  两幢新房如何分?如果两幢楼都实行离退休老同志与在职职工一起排队打分,那么无疑好楼层全是老同志的,6位参与排队打分的校领导全排在了后面。有人向校领导建议采用社会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方法,把两幢楼分开,一幢拿给老同志排队,一幢拿给在职职工排队。这样校领导都可以分到好楼层。
  但是,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校领导最终采用了让自己吃亏的办法。6位校领导有4位包括书记、校长分到的是“顶天”(顶楼)“立地”(底楼)的住房。校党委书记于伟说:“分房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过想法。但是学校班子认为,要看积累型贡献,要首先把为学校建设与发展贡献出毕生精力的老同志安排好、照顾好。”年轻的副教授曾宪垠没想到,自己竟能分到与校领导一样的150平方米的住房。他激动地说:“我现在真是安居乐业了!”
  在车子问题上,学校同样先考虑教职工。
  成雅高速公路未通车之前,为方便老师到成都办事,学校花40多万元买来高档中巴车。车队舍不得用:“路太烂了!”“就是因为路烂才要买好车,跑坏了再买!”
  今天的川农大与昨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几年,学校抓住高教改革的机遇,加快了发展步伐。电话、天然气、自来水、住房……一个个困扰教职工多年的生活难题迎刃而解。去年,学校拿出1000万元,提高校内岗位津贴。在教职工岗位津贴平均提高一倍多的基础上,拉大差距,向业务骨干倾斜。一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已可达3000元。走在雅安街上,川农大人开始感受到被人羡慕的目光。人才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尊重人才,也尊重人才的个性。学校不用传统的老观念衡量人才,大胆起用个性强的能人。用人不疑,任人唯贤。一批能干、敢干的优秀业务骨干被吸纳进领导班子。
  吸引留学人员回归,应该有优惠待遇,但无论是“洋博士”还是“土博士”,都是学校需要的人才,都该同等尊重。学校有个激励政策:凡是取得硕士学位者,均享受讲师待遇;凡取得博士学位者,均享受副教授待遇。除了对回国人员的任课时限不作考核外,无论激励政策,还是职称评定,“洋博士”、“土博士”一视同仁。校领导说,“不能引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
  观念之三:他们回来,就是最大的政治合格!
  李学伟曾因遭遇信任危机动了出走的念头。
  1991年,李学伟报请破格提拔副教授,有关方面给他业务上评了满分,政治上却是不及格,只因他平时“自由散漫,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不积极”。
  李学伟很难过。华南农大热情的邀请函来了,他动了心。
  当时的校长孙晓辉获知此事,立即找到当事人,斥责了这一错误做法。“胡闹!人家放弃洋房、高薪,回国效力,这在政治上就是最大的合格。”
  一声“胡闹”,胜过百声批评。在学校的关心下,李学伟的职称问题得到了解决,并承担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瘦肉型猪的规模养殖”。他留下了。去年10月,他被学校任命为动科院副院长。在感到意外的同时,李学伟感受到来自学校的那份高度信任。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勇敢地挑起了振兴动物遗传育种学科的重任。
  校党委书记于伟说:“我们的政治不是空头政治,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政治表现好,更重要的是看他能否爱岗敬业、恪守科学道德以及能否团结协作”。
  汤浩茹1997年赴德开展合作研究时,还是一位在读博士生,学校保留了他的博士学籍。因工作需要,汤浩茹申请延长在德期限,学校领导同意了他的申请并写信鼓励他早日学成归国。重才的德方老板许以月薪6000马克的高薪和在德国很好安排他的妻儿等优厚条件,力劝汤浩茹留下。去还是留?正当他在矛盾中挣扎时,同在川农大工作的妻子带着儿子飞到了身旁。妻子带来了校领导的关心和问候,带来了学校的信任。“我汤浩茹何德何能,让这么多领导来关心!”面对如此的信任,还有什么理由不归呢?
  对出国人员给予绝对的信任,这是川农大对留学人员一贯的态度。
  叶华智教授说,“学校的信任是留学人员知恩图报的重要力量。”1990年,叶华智再赴美国开展合作研究。与他合作的美国教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在叶华智回国后的几年内仍不断写信邀请他去美国合作研究。1992年,这位教授亲自前来中国,为他办好了一切赴美手续,并向其儿子许诺赴美留学不成问题。叶华智不顾儿子的要求,依然谢绝了。“我走了,我的研究生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学校刚刚让我担任研究生处处长,我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
  观念之四:科学是容许失败的
  事业留人。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最大的安慰莫过于重担压身、环境宽容。
  兽医分子生物学教授郭万柱充分感受到这一点。
  1986年,在美掌握了基因工程技术的他回到了学校。马不停蹄,他申报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伪狂犬病重组疫苗研究”。时值省内狂犬病爆发高峰,每年因此致死1600多人。省领导委以重任,他同时又挑起了“狂犬病弱毒疫苗”的研究。
  没想到一场事故差点终结他刚刚起步的事业。1990年底,郭万柱带领科研人员搞出的一批疫苗在某地出了问题,三千多只狗打针后不久纷纷死去。一时间,当地人遍传疫苗导致了狂犬病。卫生部、公安部被惊动,省上立即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
  种种非议和压力指向了郭万柱。关键时刻,学校首先为他承担了责任。省领导专门派人到学校安慰郭万柱:“搞科学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几个月后,真相大白,原来因为实验室条件的简陋,一位研究生做伪狂犬病实验时,污染了实验台,从而使一批狂犬疫苗受到污染。
  省里和学校当下拨款,改进实验室条件,分开搞两个科研项目。经过八年苦心钻研,郭万柱终于试制出安全长效的狂犬病疫苗。同时,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株兽用基因缺失疫苗,在全国引起轰动。
  回想艰辛的历程,郭万柱说,有这么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有这么一个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集体,自己回来对了!
  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做事的条件。“条件”既是硬的,也是软的。
  按照国家政策,除获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可获得国家配套科研经费外,其他人员大多难以获得政府经费支持。为解决这个矛盾,川农大建立了留学人员自选课题专项经费,为每位归国人员提供科研启动资金。1990年,28岁的张小平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校后,利用学校提供的3000元科研启动费,将其在国外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如今他已成为我国生物固氮领域较有影响的年轻学者。
  数年前,一些教师因缺少经费等方面的科研条件,而走出国门。如今,伴随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211”工程的日益推进,学校在营造软环境的同时,硬环境也跨步跟上。一些教授自豪地宣告,自己的实验室条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观念之五:感情,一根无形的风筝线
  如果说,出国留学人员是一只在外飘泊的风筝,那么川农大手中握住的那根无形的线,就是情感。
  每逢节假日,留学的游子都会收到校领导亲笔书写的慰问信、贺年卡,讲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谈国家改革的大好形势。小小卡片,情深意浓。许多留学人员在惊喜和感动之余,坚定了回校的信念。
  1989年4月,离婚不久的潘光堂教授带着个人感情深深的伤害前往法国留学。1990年8月,当时潘光堂所在的农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于伟冒着酷暑,专程到简阳县石桥镇看望潘光堂5岁的儿子,对家里的困难给予了补助。这让远在海外的潘光堂非常感动。1990年10月,学习期满后,潘光堂谢绝了法国友人的挽留,带着一个十万法郎的合作项目回到了川农大。
  学校注重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留学。但不同环境中人会有变化,没回来的人就是不爱国吗?
  不!校领导并不这样认为。人才是否流失,不是看他一时一会儿在哪里工作、学习,而是长远看他能否为国服务。为此,川农大一直把留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保留在职工名册上。龙漫远,这位曾被评为美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的川农大留学人员,在他的博士论文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对母校的感激。因为现在从事的研究无法与国内接轨没能归来。但他一直感念着母校,思念着祖国。不久前他已回国担任了客座教授。
  漂泊东瀛十几年,早已是“断线风筝”的徐正君博士终于决定回国效力。这动力源于去年夏天他的母校之行。当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在母校名册上时,他感动了。他看到,学校的水稻所可以跟自己的研究接上轨,西部大开发正在给四川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回日本深思熟虑后,今年1月,一封信函飞到了学校的信箱:“我准备今年举家迁回……”校领导热忱地回复:回国后,你将在住房、工资、津贴上享受学校正高级职称待遇,学校帮助你申报研究基金……
  下个月就要赴荷兰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曾宪垠,从1991年至今,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交流。同事打趣道:“你出国比我们到成都还勤!”曾宪垠对此心存感激,“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一留学方针,多出去开拓眼界保证了我在学术水平上不落伍。”眼下他担心的不是回来后能不能再出去的问题,而是学校这么好的政策,自己能不能出成果的问题。
  留学人员回归率高,更要不断派人出国;不送人出去,不进行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水平就无法提高,就不能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竞争。这,是历届校领导的共识。
  出国留学,是造就现代人才的一个可取的途径;学成回国,为民族和国家服务,既是出国留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后归宿。
  川农大老一辈支持出国者的高瞻远瞩结出了硕果。如今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留学出国人员中晋升为教授的,占学校教授总人数的61%;入选为省学术带头人的,占学校省学术带头人总数的63%。
  悠悠乡情越重洋。又一封信寄到了校长文心田的手上。
  信是正在留美攻博的吴彦奇写来:“到美一年,修完六门功课,成绩全为A。每当思念学校之时,上网。看到学校与时俱进的巨大变化,很受鼓舞。……我争取早日回国参与这种大建设大发展。”
  百年中国留学史已经证明,一代又一代的海外留学人员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壮志和才华为建设家园做出了重要贡献。西部大开发,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四川,迎来新一轮挑战和机遇。更大、更广阔的事业舞台向人才招手呼唤。
  四川期待着,更多海外赤子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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