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枝繁叶茂的梧桐，引来凤飞凰舞。
传统与现代在川农大归国人员们身上调和。他们归来，选择了与“农”为伍，根植于农村这片深厚的土地，心系“三农”，情倾学子。
他们貌不惊人，有的甚至外表“土”得与农民无甚两样。但谁能想到，他们曾身着洋装，在物质繁华的西方世界里，让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们刮目相看、盛情相邀。
是什么，浇灌出这棵栖才绿桐？是什么，造就了这方聚才热土？
四川农业大学，磁力何来？
我们在川农大探寻，得到的观念耳目一新。
观念之一：“人和”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天时”，更无“地利”。每一位川农大人引以为豪的，是这里“世外桃源”般的“人和”。
老一辈专家用“人梯”精神，营造出和谐的学术氛围与人际关系。高尚的师德、淳厚的学风在校园延续，令人如沐春风。
数量遗传学家高之仁教授的人格魅力为学生们所景仰。80年代初科研经费极其紧张，为提携中青年专家成长，他将用自己名义申请的一笔课题经费，全部划转到当时年轻的教师荣廷昭名下。而今荣廷昭教授已成为我国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专家。高老希望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你们超不过我，那是我教学的失败。”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国留学生政策重新开闸。一大批力主年轻老师出国留学的川农大老一辈专家热泪盈眶：“终于盼来这一天了！”第一批留学人员即将启程，送行会上，颇有酒量的校长杨凤竟兴奋得喝醉了。为了支持中青年教师留学，这批已届高龄的老一辈，默默顶起出国者的教学任务，一干就是三五年。
外人都惊讶，川农大怎么像一片不受污染的净土？不争名利，只求和睦，很多事情在这里与流行观点格格不入。德高望重的李尧权教授写了大量教材和著作，指导学生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每当推出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时，他总是拒绝署名或要求署名靠后。
1998年，在学校3％晋升工资的名额分配上，动物科技学院发生了激烈争论。老教授陈昌钧说：“年轻人收入低，应该把名额给年轻人。”年轻教师程安春说：“老同志机会不多了，应该照顾老同志。”双方为此相持不下。四、五年前的川农大，条件艰苦，人们眼中的专家教授仿佛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吴月良教授68岁时患上肺癌，领导前往探望，却看见这位高级专家屋里清贫如洗，病床上，他依然在指导研究生。
“我走了很多地方，像川农大这样朴实、务实、纯正的校风、学风很少见。”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从外校远赴英伦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永清教授才毅然选择落户川农大。
环境艰苦，但一大批专家和归国人员留下来了。科研人员最在乎干事业的氛围。这里弥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简单而融洽的人际关系，让干事业的人倍感轻松自在。
“其实哪里有绝对的净土，教师间难免发生摩擦。”校党委书记于伟说。但苗头一出，学校都努力去化解。农业科研的区域性、长周期性和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它需要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学校态度一贯鲜明，“团结才能出生产力，互相争斗最后都没有赢家。”
房子、设备的落后，有钱就可改善；但“人和”的环境，没有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却是千金难买。
几代知识分子呕心沥血、薪火传承，形成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人人都有高度的责任感，个个都是干实事的主人翁。川农大精神，成为学校凝聚人心的“镇校之宝”。
观念之二：知识分子集聚处，更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高校是知识分子高密度聚集的地方，难道也存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
文人相轻，中国自古有之。越是人才多的地方，越是考验管理者之处。很多人都说“知识分子难打整”。但说难亦难，说易也易。一句话，抛开“官本位”，一切都好办。校领导如是说。
房子的分配历来是人心的风向标。1999年，这个最易触发矛盾的敏感问题，也摆在了校领导面前。
两幢新房如何分？如果两幢楼都实行离退休老同志与在职职工一起排队打分，那么无疑好楼层全是老同志的，6位参与排队打分的校领导全排在了后面。有人向校领导建议采用社会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方法，把两幢楼分开，一幢拿给老同志排队，一幢拿给在职职工排队。这样校领导都可以分到好楼层。
但是，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校领导最终采用了让自己吃亏的办法。6位校领导有4位包括书记、校长分到的是“顶天”（顶楼）“立地”（底楼）的住房。校党委书记于伟说：“分房涉及到个人的利益，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过想法。但是学校班子认为，要看积累型贡献，要首先把为学校建设与发展贡献出毕生精力的老同志安排好、照顾好。”年轻的副教授曾宪垠没想到，自己竟能分到与校领导一样的150平方米的住房。他激动地说：“我现在真是安居乐业了！”
在车子问题上，学校同样先考虑教职工。
成雅高速公路未通车之前，为方便老师到成都办事，学校花40多万元买来高档中巴车。车队舍不得用：“路太烂了！”“就是因为路烂才要买好车，跑坏了再买！”
今天的川农大与昨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几年，学校抓住高教改革的机遇，加快了发展步伐。电话、天然气、自来水、住房……一个个困扰教职工多年的生活难题迎刃而解。去年，学校拿出1000万元，提高校内岗位津贴。在教职工岗位津贴平均提高一倍多的基础上，拉大差距，向业务骨干倾斜。一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已可达3000元。走在雅安街上，川农大人开始感受到被人羡慕的目光。人才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尊重人才，也尊重人才的个性。学校不用传统的老观念衡量人才，大胆起用个性强的能人。用人不疑，任人唯贤。一批能干、敢干的优秀业务骨干被吸纳进领导班子。
吸引留学人员回归，应该有优惠待遇，但无论是“洋博士”还是“土博士”，都是学校需要的人才，都该同等尊重。学校有个激励政策：凡是取得硕士学位者，均享受讲师待遇；凡取得博士学位者，均享受副教授待遇。除了对回国人员的任课时限不作考核外，无论激励政策，还是职称评定，“洋博士”、“土博士”一视同仁。校领导说，“不能引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
观念之三：他们回来，就是最大的政治合格！
李学伟曾因遭遇信任危机动了出走的念头。
1991年，李学伟报请破格提拔副教授，有关方面给他业务上评了满分，政治上却是不及格，只因他平时“自由散漫，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不积极”。
李学伟很难过。华南农大热情的邀请函来了，他动了心。
当时的校长孙晓辉获知此事，立即找到当事人，斥责了这一错误做法。“胡闹！人家放弃洋房、高薪，回国效力，这在政治上就是最大的合格。”
一声“胡闹”，胜过百声批评。在学校的关心下，李学伟的职称问题得到了解决，并承担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瘦肉型猪的规模养殖”。他留下了。去年10月，他被学校任命为动科院副院长。在感到意外的同时，李学伟感受到来自学校的那份高度信任。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勇敢地挑起了振兴动物遗传育种学科的重任。
校党委书记于伟说：“我们的政治不是空头政治，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政治表现好，更重要的是看他能否爱岗敬业、恪守科学道德以及能否团结协作”。
汤浩茹1997年赴德开展合作研究时，还是一位在读博士生，学校保留了他的博士学籍。因工作需要，汤浩茹申请延长在德期限，学校领导同意了他的申请并写信鼓励他早日学成归国。重才的德方老板许以月薪6000马克的高薪和在德国很好安排他的妻儿等优厚条件，力劝汤浩茹留下。去还是留？正当他在矛盾中挣扎时，同在川农大工作的妻子带着儿子飞到了身旁。妻子带来了校领导的关心和问候，带来了学校的信任。“我汤浩茹何德何能，让这么多领导来关心！”面对如此的信任，还有什么理由不归呢？
对出国人员给予绝对的信任，这是川农大对留学人员一贯的态度。
叶华智教授说，“学校的信任是留学人员知恩图报的重要力量。”1990年，叶华智再赴美国开展合作研究。与他合作的美国教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在叶华智回国后的几年内仍不断写信邀请他去美国合作研究。1992年，这位教授亲自前来中国，为他办好了一切赴美手续，并向其儿子许诺赴美留学不成问题。叶华智不顾儿子的要求，依然谢绝了。“我走了，我的研究生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学校刚刚让我担任研究生处处长，我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
观念之四：科学是容许失败的
事业留人。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最大的安慰莫过于重担压身、环境宽容。
兽医分子生物学教授郭万柱充分感受到这一点。
1986年，在美掌握了基因工程技术的他回到了学校。马不停蹄，他申报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伪狂犬病重组疫苗研究”。时值省内狂犬病爆发高峰，每年因此致死1600多人。省领导委以重任，他同时又挑起了“狂犬病弱毒疫苗”的研究。
没想到一场事故差点终结他刚刚起步的事业。1990年底，郭万柱带领科研人员搞出的一批疫苗在某地出了问题，三千多只狗打针后不久纷纷死去。一时间，当地人遍传疫苗导致了狂犬病。卫生部、公安部被惊动，省上立即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
种种非议和压力指向了郭万柱。关键时刻，学校首先为他承担了责任。省领导专门派人到学校安慰郭万柱：“搞科学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几个月后，真相大白，原来因为实验室条件的简陋，一位研究生做伪狂犬病实验时，污染了实验台，从而使一批狂犬疫苗受到污染。
省里和学校当下拨款，改进实验室条件，分开搞两个科研项目。经过八年苦心钻研，郭万柱终于试制出安全长效的狂犬病疫苗。同时，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株兽用基因缺失疫苗，在全国引起轰动。
回想艰辛的历程，郭万柱说，有这么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有这么一个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集体，自己回来对了！
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做事的条件。“条件”既是硬的，也是软的。
按照国家政策，除获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可获得国家配套科研经费外，其他人员大多难以获得政府经费支持。为解决这个矛盾，川农大建立了留学人员自选课题专项经费，为每位归国人员提供科研启动资金。1990年，28岁的张小平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校后，利用学校提供的3000元科研启动费，将其在国外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如今他已成为我国生物固氮领域较有影响的年轻学者。
数年前，一些教师因缺少经费等方面的科研条件，而走出国门。如今，伴随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211”工程的日益推进，学校在营造软环境的同时，硬环境也跨步跟上。一些教授自豪地宣告，自己的实验室条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观念之五：感情，一根无形的风筝线
如果说，出国留学人员是一只在外飘泊的风筝，那么川农大手中握住的那根无形的线，就是情感。
每逢节假日，留学的游子都会收到校领导亲笔书写的慰问信、贺年卡，讲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谈国家改革的大好形势。小小卡片，情深意浓。许多留学人员在惊喜和感动之余，坚定了回校的信念。
1989年4月，离婚不久的潘光堂教授带着个人感情深深的伤害前往法国留学。1990年8月，当时潘光堂所在的农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于伟冒着酷暑，专程到简阳县石桥镇看望潘光堂5岁的儿子，对家里的困难给予了补助。这让远在海外的潘光堂非常感动。1990年10月，学习期满后，潘光堂谢绝了法国友人的挽留，带着一个十万法郎的合作项目回到了川农大。
学校注重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留学。但不同环境中人会有变化，没回来的人就是不爱国吗？
不！校领导并不这样认为。人才是否流失，不是看他一时一会儿在哪里工作、学习，而是长远看他能否为国服务。为此，川农大一直把留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保留在职工名册上。龙漫远，这位曾被评为美国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的川农大留学人员，在他的博士论文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对母校的感激。因为现在从事的研究无法与国内接轨没能归来。但他一直感念着母校，思念着祖国。不久前他已回国担任了客座教授。
漂泊东瀛十几年，早已是“断线风筝”的徐正君博士终于决定回国效力。这动力源于去年夏天他的母校之行。当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在母校名册上时，他感动了。他看到，学校的水稻所可以跟自己的研究接上轨，西部大开发正在给四川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回日本深思熟虑后，今年1月，一封信函飞到了学校的信箱：“我准备今年举家迁回……”校领导热忱地回复：回国后，你将在住房、工资、津贴上享受学校正高级职称待遇，学校帮助你申报研究基金……
下个月就要赴荷兰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曾宪垠，从1991年至今，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交流。同事打趣道：“你出国比我们到成都还勤！”曾宪垠对此心存感激，“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一留学方针，多出去开拓眼界保证了我在学术水平上不落伍。”眼下他担心的不是回来后能不能再出去的问题，而是学校这么好的政策，自己能不能出成果的问题。
留学人员回归率高，更要不断派人出国；不送人出去，不进行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水平就无法提高，就不能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竞争。这，是历届校领导的共识。
出国留学，是造就现代人才的一个可取的途径；学成回国，为民族和国家服务，既是出国留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后归宿。
川农大老一辈支持出国者的高瞻远瞩结出了硕果。如今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留学出国人员中晋升为教授的，占学校教授总人数的61%；入选为省学术带头人的，占学校省学术带头人总数的63%。
悠悠乡情越重洋。又一封信寄到了校长文心田的手上。
信是正在留美攻博的吴彦奇写来：“到美一年，修完六门功课，成绩全为A。每当思念学校之时，上网。看到学校与时俱进的巨大变化，很受鼓舞。……我争取早日回国参与这种大建设大发展。”
百年中国留学史已经证明，一代又一代的海外留学人员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壮志和才华为建设家园做出了重要贡献。西部大开发，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四川，迎来新一轮挑战和机遇。更大、更广阔的事业舞台向人才招手呼唤。
四川期待着，更多海外赤子的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