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业大学，一所百年“老”校，始于救国之初心，勇担兴农之大任，历经苦难不断奋斗，发展至今熠熠生辉，焕发着勃勃生机。除了不断培育出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建功立业的国家建设人才引人注目之外，她的文化发展理念和世代传承的精神更令人为之震撼，而在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更有着一种独立脱俗的清正之气引领着她健康成长。

出淤泥，始于“清”

众所周知，清朝乃贪腐盛行之朝代，自康熙后期贪腐火苗燃起到嘉庆帝后腐败之风盛行，清王朝的天国梦终究被贪污腐败之风吹散。甲午战争的失败终于使清政府明白，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必须先改变中国的农耕文明，农业才是发展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举办农业学堂是便是其路之一。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办学堂无利可图，这对贪腐成性的大众清朝官员而言自不愿为之；虽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奋力争取，但毕竟一介布衣，力量有限，终究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时任四川布政使的许涵度在全国兴学潮流推动下奏请设立农业学堂。1906年，在其一手操办下，四川历史上第一所农业学堂——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成立。而许涵度其人，为人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颇具包拯之范，正是清朝为数不多的清正廉洁官员之一。自此，四川农业大学自“清”而始，以“正”为根。

历风雨，苦守业

自“七七事变”起，原本艰难的创业之路变得愈加坎坷，守住好不容易取得的农业发展之机和已有的成果成为摆在川农人面前最大的挑战。国难当头，是坚定的爱国意志和“兴中华之农事”的信念支撑着川农人；动荡之时，是不畏艰险、甘于奉献的高尚品质让事业得以为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当时还是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的杨开渠马上把8月份的全月工资260元全部捐出作为抗敌费（当年这些费用足以买到4.5头牛），同年11月他临危受命，担任由农学院代办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的校长，坚持为培养四川省农业人才做贡献；为送川军出川抗战，农学院学子动手参与缝制棉衣、向战区难民捐赠旧衣，发起义卖募捐筹措资金制作旗帜，走上街头开展游行示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农学院成立党支部，积极参与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川大大部分师生为躲避敌人的空袭迁往峨眉山，而农学院没有随迁，长期坚持在九眼桥和望江楼一带办学……就在这样的风雨岁月中，尽管科研条件困难重重，但川农先贤们仍苦苦坚持，将粮食生产和农业研究进行到底。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川以一省之力为全国贡献三分之一的粮赋，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让农学成为川大“最强的学科”。

从新中国成立到迁址雅安独立建院，就在农业科学研究环境日趋平稳、农业发展稳步前进、四川农学院独立建院不久刚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时，却又遭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8年停止招生，教学科研被迫停滞，广大师生受诬陷、打击和迫害，精神和身体都饱受摧残，公私财物受到严重损失。此时的川农人，为了国家农业建设事业，背负着屈辱，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守在岗位上，没有放弃对科学真理的追求，顶着风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教学与科研，再一次守住了川农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谋发展，俭以图

1956年，根据高等教育制度结构改革的要求，省委做出了将四川大学农学院迁雅安独立建院的决定。轰轰烈烈的迁校工作就此开始。虽然有一些现成的房屋可用，但离建设一个独立学院的要求，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川农人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勤俭的品质将此变为了现实，四川农学院就此诞生。

学院搬迁结束后，学校面对着交通不便利、教学用房紧张、实验场地分散、生活用房缺乏等重重困难，加之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学院杨开渠、杨允奎、杨凤等老一辈领导以身作则，带领广大川农人，以“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的勤俭精神逐渐把学校建设、发展并壮大起来。教学条件差一点，教师们就努力把课讲得生动一点、把知识讲得更透彻一点，学生们就更加专注一点，课后再勤奋一点；住宿、伙食条件差一点，大家就挤一挤，将就将就，搭伙做饭，其乐融融；搞农业研究，成天穿梭在田间地头、禽棚畜圈，就把布衣、布鞋，甚至是草鞋当成“时尚”；外出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能走路的时候不乘车、只要能住就不挑条件、景区景点全不去；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各个岗位加班加点只为学校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不提额外的报酬，相反，在学校建设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广大师生纷纷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川农人把勤俭节约、无私奉献的美德融入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图的就是学校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川农人更是牢牢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在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成功跻身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凝练出傲人的“川农大精神”。

育新人，廉为范

学校百年的发展历程，是老一辈川农人的率先垂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人川农人不断开拓进取。如今的川农新人辈出，依然传承着老一辈川农人勤俭廉洁、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四川农学院首任院长杨开渠教授曾在日记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援助社会或改造社会而生的，那么我就不应该为自己而享受，我不应该有一点私产，要尽一切力为社会。”他的一生都是以这样的精神目标身体力行的。他工资之外的收入不纳入家用，一生不置私产，一次又一次地把工资、奖金和稿费捐赠出去，稍有积蓄，就千方百计支援教育、科研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在任期间，他依然过着“粗茶淡饭布衣裳”的生活，没有官架子，保持着人民干部的公仆本色，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徇私情，唯恐有渎职守；被评聘为一级教授后，他认为人民给自己的报酬太多了，便坚持将晋升之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交还给人民。

周开达院士一生清正廉洁，从不以“院士”的身份要求什么，始终以学术为上。只因雅安的气候不适合水稻育种，不能代表主产区，他就舍弃雅安原本已经不错的工作条件，坚持将水稻所搬到没有实验条件，生活条件也很差的温江县农场重新创业，年近六十，在温江县农场的筒子楼里一住十年，不求改善生活条件，却四处奔波只为争取实验的场所；为了省钱，他每年冬天去海南“南繁”从不坐飞机，都乘火车，买不到坐票时甚至一路站到湛江，因为和学生一样大包小包背着种子和简单的生活用品，还被列车乘务员当成农民工推来推去，却从不觉苦；为了能把经费都用在科研上，他去菲律宾访问经广州转机时，硬是背着大小行李带着学生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去机场，就为了省下那点并不多的打车费……

川农人就是在这样的震撼心灵的示范中一代代成长，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农业科学人才和社会各界精英，他们以爱国敬业为魂，以廉洁勤俭为根，在无私奉献中创造出一个个属于川农大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