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可以这样说，我们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不挣脱枷锁，不打碎禁锢，中国就是一个泥足巨人，无法阔步前行。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当前举国上下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浪潮。很多地方党委和政府都进行了发动和部署。关于解放思想的说法多种多样，认识上千差万别。这种广泛参与的热情非常可嘉。但是，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把解放思想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因此，究竟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这些基本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对于把握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排除干扰，不走弯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解放思想具有历史主动性

　　当年，新生的红色政权巴黎公社面临着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公社社员没有被吓倒，而是以武装起义来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称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没有丝毫的踌躇，不等不靠，毅然决然地举起了义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了“具备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何等的历史主动性”这几个字的评价，力鼎千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今天的思想解放过程，仍然不失为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思想解放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基于内在利益驱动和价值判断而由思想主体主动进行的思想观念转变和创新过程。以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为例，十几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不要饭，不逃荒，宁愿冒着坐牢的危险，写了一纸文书，把田分了，搞起了“大包干”。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没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干起来之后才得到省委的允许和赞同，直至后来在全国铺开。这就是一种历史主动性，没有这种历史主动性，在那里等“指示”，等“批准”，等神仙皇帝发慈悲，这件事情恐怕早就胎死腹中了。在其他领域，类似于这种思想解放和改革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当前各地广泛铺开的解放思想活动中，奉命行事，被动参与，空洞表态，大轰大嗡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与“历史主动性”的真谛相去甚远。比如，以加强领导、统一部署的名义首先设定解放思想的框子和范围。当地已经制定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和构想，如何如何去“解放思想”，破除障碍。于是，各个部门和干部遵旨行动，召开各种会议，开展各种讨论，纷纷进行政治表态，把个“思想解放”活动搞得千孔一面，完全程式化了。这样的“解放思想”根本不用动多大脑筋，有些嘴边的话信口拈来，什么“突破体制瓶颈”、“提高行政效能”、“克服小富即安”等等，随便划拉一下就足有一箩筐。

　　有个地区，当年搞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发展规划，当时也被冠以“思想解放”的成果，各级干部也都在正式场合纷纷表态支持和认同。可是，没过多久，当地主要领导干部易人。于是，风云突变，一夜之间，前任所倡导的发展口号再也没人提了。这种心照不宣、默契配合的程度真是令人吃惊。这种“解放思想”所以不成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就是因为所设定的那个前提不成立，而人们又迫于某种压力和自保方面的考虑，把本来不赞同或随波逐流的东西都统统“解放”出来，最后又一起把它抛掉。解放思想的精髓是“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种奉命“解放思想”，看眼色“解放思想”，是解放不了思想的，恰恰是一种需要被解放的思想禁锢。

　　如果有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已经看破红尘，洞察大势，把握先机，他可以事先告诉我们怎样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我们只要按照他的指引和规定去思考，去做就行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解放思想了。因为“智者”已经把解放思想的事情做完了，现成的完整的答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还需要我们这么多人去讨论解放思想干什么。

　　目前所以要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是因为有些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搞得清楚，需要突破新的禁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以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

　　解放思想具有风险挑战性

　　古往今来，环视中外，凡是那些载入史册，彪炳千秋的解放思想运动，有哪次是在如同绘画绣花、饮酒喝茶般的温文尔雅中落下帷幕的。哥白尼、商鞅、王安石、谭嗣同、李大钊，都为追求真理和倡导新的思想观念作出了巨大牺牲，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尽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没有血雨腥风，但也决不是一帆风顺就可以完成的。新旧思想之间的较量，不同体制之间的碰撞，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都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物质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从而有人地位升腾，有人情绪失落；有人心花怒放，有人郁郁寡欢。在这种社会大变革中，那些个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他们在冲破陈腐观念的羁绊、破除过时体制的束缚、改变利益关系的格局中，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如，面对保守势力，你可能被视为异类；有可能失去权力的人，对你耿耿于怀；丧失了既得利益的人，对你怀恨在心；暂时还不理解你的人，因缺少共同语言疏而远之；按你的方案试验有可能失败，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名誉损失。总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想享受解放思想的愉悦和获得解放思想的荣誉，你就必须接受上述种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个良好的传统美德，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勇于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情怀，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在当前的思想解放中理应继承和弘扬。

　　时下，短期逐利思潮蔓延，是消磨和钝化国民意识的一大腐蚀剂。人文精神缺失，风骨意识泯灭，敢谏直言之士越来越少，阿谀逢迎之辈层出不穷。官员擅权，专家谰言，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有的所谓“专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专门为权贵利益辩护，也搞起了“傍大款”那一套。这样的思想环境和官场风气，对于继续解放思想是很不利的。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必须是一次突破性的敢碰硬的解放，当然也是一次颇具风险性挑战的解放。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与三十年前不同。那时候是平均、单一、相对简单，内部磨擦很少。每采取一项改革措施，几乎是全社会各阶层都受益。现在不同了，要解决一些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就必须触动一些阶层的既得利益。比如，要改善民生，使社会中下阶层能够更多地分享到发展成果，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触动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的利益行吗？肯定不行。因为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这些阶层和集团的过多吸取和占有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是有悖公平正义原则的，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必须取消他们的不当得利，连同支持这种不当得利的体制基础和制度模式废除掉，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如果这样去做，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和反抗。因此，没有迎接风险挑战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进行的。

　　解放思想具有质的飞跃性

　　我们所要进行的思想解放，不是随便有个什么新想法、新思路、新举措都可以称为“解放思想”。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把解放思想泛化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从而失去明确的指向性和严肃性。真正的解放思想，应该是围绕那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那些已经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为开创新的局面扫除障碍。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不是小打小闹，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具有质的飞跃性。比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结束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就是最为典型的这种具有质的飞跃性的思想解放过程。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泥潭中走出来，从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结束姓“资”姓“社”的争论和纠缠，就无法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股票、利润、破产、失业这些概念都不会为我所用。这是在国家全局层面上进行思想解放而实现质的飞跃最为成功的例子。

　　就局部地区而言，也出现了大量引领时代风潮，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举动。比如深圳、珠海的多种超前性试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破冰之旅，沈阳防爆器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这些在局部地区进行的实验和探索，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广泛的影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创新成果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为各地树立新的观念和争取新的政策提供了新的坐标参照。因此，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人们仍然不会忘记他们当年所作出的贡献。

　　目前在各地开展的解放思想活动中，所取得的一些思想认识成果，不具有这种质的飞跃性，因此不能成为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的主攻方向。把它们纳入解放思想的范畴中，是不合适的。比如，一般性重提“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关注民生，突出解决就业、教育、医疗问题”，“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环保问题上实行一票否决”等等。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直至现在也没有做得很好，需要下大力气去把它做实，做出成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影响做好这些事情的关键不是思想导向上还有什么紧箍咒，还有什么绳索套着人们不敢去做，不能去做，而是在方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在实践中如何去操作和实施的问题。在这种实践和操作过程中，也需要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深化认识和调整思路。但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成果是由既往已有思想母体派生出的细节补充，它的创新等级和层次相对较低，因此没有必要冠以“思想解放”的大帽子。如果把某些政策环节的调整，具体工作思路的改变，局部地区和某些部门在既有方针指导下采取的一些新举措，都冠之以“解放思想”的头街，那“解放思想”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岂不是天天在解放，处处在解放，从而也就失去了解放思想的神圣意义。

　　强调解放思想范畴具有质的飞跃性，不能把其泛化，会不会束缚和限制人们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不利于动员人们自觉解放思想？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解放思想也像打仗一样，有些关系战役全局的目标和堡垒，必须集中兵力和火力才能攻克。如果兵力分散，火力分散，四处开花，就可能久攻不下，形成胶着状态，对战役全局是非常不利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必须选准那些事关全局的关键性目标，集中火力予以攻克，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解放思想具有广泛群众性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总结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追忆和总结。那些大人物力挽狂澜的壮举，大手笔力透纸背的画卷，大事件惊天动地的震撼，固然让我们难以忘怀并继续闪耀着开启未来的智慧之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当年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小人物写出了真理标准的大文章，小岗村引领了包产到户的大转折，小百姓推动了民族振兴的大变局。他们具有何等的创造精神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思想解放中的巨大贡献。

　　总结思想解放的历史经验，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如果把思想解放的过程理解为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思想扩散过程，那就大错特错了。亿万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打破思想僵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于群众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厚土壤；最先触摸到真理大门的人，也许是那些一名不闻的小人物。从本源的意义上来讲，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也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主体力量和原动力。

　　当然，我们在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时，决不否认杰出人物的巨大贡献。但杰出人物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和历史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小平同志被人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思想解放的最强有力推动者，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和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成功经验升华为理论和决策，因此总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成为人民衷心拥戴的杰出领袖。因此可以说，没有千百万小人物，也就没有少数大人物，千百万小人物是大人物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大人物则是千百万小人物杰出的代表。站在这个高度看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就不只是少数“智者”的事业，而是由亿万群众自觉参与的伟大事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新一轮思想解放，光有领导机关和少数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是很不够的，只有众多的“小人物”参与进来，成为思想解放的主体力量和社会基础，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其成效如何，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要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果只是以少数人的偏好和意愿在那里主导思想解放，与民众的意愿相去甚远，这样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前进的路上仍横亘着许多思想羁绊。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继续作出努力，同时也需要千千万万个小人物锐气不减，奋力拼杀。只有如此上下呼应，协力运作，才有利于开拓新的思想境界。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