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业大学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校之初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清朝末年，在成都建立的所有学堂中，农业性的学堂仅此一所，足见其校史悠久。
回望四川农业大学114年的光荣历史，既是一部兴中华之农事的奋斗历史，又是一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红色历史，更是一部由历代川农人接力谱写而成的“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史诗。今年正值“川农大精神”命名20周年。为了追溯“川农大精神”的历史源头、解读川农大红色光荣传统的基因密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学校党委编纂了这本《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搜集整理了多份文书档案、照片档案、报刊档案、口述档案和百余幅的图片资料，经过对大量史料的严密细致考据，生动鲜活地讲述了1906到1956年间，四川农业大学在各个办学历史时期的代表性红色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事迹。
△“成都血案”发生后曹笃、龙鸣剑等人制作的水电报（现存于四川博物院）
1911年6月11日，四川铁路公司于成都召开会议，与会人员群情激愤，由川省咨议局出面发起保路斗争。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开会，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积极发动民众，不到半个月会员已逾十万人，各州、县、镇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9月7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及张澜等人。消息传开后，民众纷纷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赵尔丰不仅无视群众意愿，派军警阻挠请愿活动，且向群众开枪，当场杀害请愿群众32人，酿成史称“成都血案”的惨剧。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为封锁消息，下令紧闭城门。为联系外界发动起义，革命党人曹笃、龙鸣剑从南门附近缒城而出，奔赴农事试验场与场长朱国琛一起，在试验场工人的帮助下，于数百块小木片和竹片上写下“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风干后涂以桐油防水，投入锦江顺流而下。捡拾到“水电报”的民众纷纷效仿，再以此法向下游传播消息，直到将消息传遍川东南。“水电报”的成功发送是保路运动成功的“转辙器”，是四川本土革命运动向全国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如前所证，曹笃所任职的蚕桑学堂实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那么，曹笃缒城而出奔赴的农事试验场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史学界关于“水电报”发送地的两种说法
各种相关文献显示，有关“水电报”的发送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东门外的九眼桥农事试验场，一说在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
如曹笃家乡自贡市大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汇编的《大安区志》上记载：
（曹笃）在紧迫的情势下，与党人龙鸣剑从成都南门跳墙逃出，到九眼桥农事试验场，找朱国琛商议，认为发动民众，扩大革命力量的时机已到。但邮电交通均为赵尔丰控制，于是与龙鸣剑、朱国琛商议，决定利用场内薄木片，由他拟定21个字的电报稿：“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写在木片上。将200多块木牌，乘夜投于江中，顺流急下。这就是名载史册的“水电报”。
该志记载，“水电报”发送地是在九眼桥农事试验场。与之同时，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四川农业大学颜济教授（保路运动同志会干事长颜楷的独生子）在2020年4月接受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访谈时，也依据其对老成都的记忆，持“水电报”发送地位于九眼桥农事试验场之说。
而张本武在《辛亥革命时用“水电报”的来源》一文中，却写道：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加强防范。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乘夜缒城而出，奔至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约同盟会会员朱国琛、曹笃等商议，当时赵尔丰封锁了邮电，消息如何传出呢，最后研究，决定创新一个传递信息的办法：裁制了木板数百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带上鸡毛，投入锦江。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说而赞誉的“水电报”。
以张本武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持“水电报”发送地是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之说。
因史料记载到曹笃、龙鸣剑从南门缒城而出，遂研究者多据此判断“水电报”的发送地在南门外农事试验场。那么，水电报的发送地到底在哪里呢？随文将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梳理，论证水电报的发送地，进而阐述其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关系。
“水电报”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
其时，作为成都唯一的农业学堂——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在成都拥有两处农事试验场，分别位于成都东门外和南门外，当时曹笃负责的蚕桑科与朱国琛负责的农事试验场也都应共同隶属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故无论“水电报”发送地被指认是在南门外还是东门外，都应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辖属试验场。对其的详细论证如下：
首先，成都东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附近）是目前已知的成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农事试验场。1906年，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建立之初就获划该地块为其专用试验场，这一史实在1906年的建校训令及建校章程中都有明文记载。但该地块狭小，仅有二百余亩，随着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办学发展，招生规模越来越大，东门外的试验场不能满足当时学生农事试验之需求。1908年，时任学堂监督洪守汝在《农业应办各项文》中就曾奏称，东门外的试验场过于狭小，不利于试验的大规模开展，吁请划拨另一处试验场，并建议以付地租的方式，租用土地作为试验场，以利学堂教学科研活动的大规模开展。1909年，劝业道道台周善培也曾呈请划拨一处试验场。
此处值得高度注意的一点是，1908年、1909年短短两年间，洪周二人申请的农事试验场地址一致，而且两次申请大致面积相当。因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为农政总局创办，1908年四川劝业道成立后，农、工、商便归川省劝业道统一办理，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彼时应隶属于劝业道。1909年，拨川录用不久的劝业道下属农务科主事屈德泽继任为学堂监督，劝业道为发展川省农业，由道员周善培出面代学堂再向上呈请开辟另一处试验场应合乎情理与史实。而南门外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恰是1909年设立的，这也符合他们两人呈请设立“另一处”农事试验场的时间。
其次，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也在奏折中对四川农工办理情形向清廷进行了总结性汇报，奏折中称：
省城东门外原有一处，因地势滨江，且嫌狭小，又与南门外添设一处。
作为奏折，该文本严谨性极高，因此这句话值得细细品读。首先，该句指出成都原有一处试验场——东门外试验场，恰契合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创立时的试验场；其次，南门外的试验场是为弥补东门外实验场面积之不足；最后，句中“添”字可说明两处场地之关系，即南门外试验场是为弥补东门外试验场面积不足而增设。因此，东门外试验场既归属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那么南门外试验场自应“添”属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
最后，南门外的试验场跟宝川局旁试验场及东门外试验场的功能有所不同，主要是搞种子实验。如上文所述，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创立之初，因时艰多难，教员缺乏，章程中虽罗列多个农业学科，但并未实际开展，聘请的教员也并不专业，两处试验场主要是种植桑树，以蚕桑为首务，难符“通省农业学堂”之实。随后，为实现综合性农业学科发展，聘请了留日学生及日本人作为教员。在1913年一份《四川农务成绩说明书》中称，成都南门外的试验场在辛亥革命中遭到毁坏，后又重新布置，并聘请日本技师进行管理。
位置在省城东门外，全场占面积一百三十余亩，清宣统元年（1909年）开办，反正之际房舍籽种什物惧付兵燹，本年筹款从新建筑布置就绪，现本身籽种试验一面咨购内外国籽种，并电聘日本技师一名。
在王笛《清末四川农业改良》一文中也对川省重要农业试验场进行了统计，称该农业试验场是主要做籽种实验的。因此，该农业试验场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试验场发展步骤和功能设置也是高度匹配的。此外，南门外100余亩农事试验场于1909年划拨给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又恰与当前史料显示的朱国琛受周善培举荐出任场长的时间一致。
根据对上述多份档案史料的爬梳，足可做以下立论：1911年，保路运动时期的成都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应是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增设的附属试验场，并与建校之初两处试验场主要搞蚕桑试验相区别，该南门外试验场以籽种实验为主，且为原东门外农事试验场增属所设。因此，保路运动时期发送“水电报”的农事试验场无论是在成都东门外还是南门外，都应是发生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之农事试验场。
农事试验场场长朱国琛其人其事
根据上文论述，朱国琛作为1911年辛亥年间的南门外试验场场长，其真实身份应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附属农事试验场场长。目前有关朱国琛的史料文献不多，只知朱国琛曾留学日本学习农科，归国后在家乡荣县曾办过农业学校，后为革命而到成都，经周善培举荐于1909年担任南门外试验场场长。在保路运动时期，朱国琛是积极的参与者与领导人之一，曾主持撰写《川人自保商榷书》，痛斥清政府出卖国权，纵陈时弊。
朱国琛还在《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提出了现在自保条件与将来自保条件。现在自保条件为：（一）保护官长；（二）维持治安；（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四）经收租税。将来自保条件：（一）购置兵器，以备外患；（二）发展工商业；（三）练国民军；（四）发展教育；（五）优待军属等。该书经在群众中散发，引发轰动，吸引了更多人参加保路同志会，为川省保路运动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都血案”发生后，朱国琛与曹笃、龙鸣剑一起，组织农场工人发送“水电报”，将赵尔丰屠杀保路民众的消息传遍全川，激起各地民众起义反正，此后朱国琛前往重庆地区，组织保路同志军，投身于覆清反正的革命洪流之中。（摘自《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潘坤/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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