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今年的诺奖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2019-10-16 15:40:43作者:四川日报 来源:四川日报 点击数:

  

编者按

2019年诺贝尔奖尘埃落定,再一次引发人们广泛热议。今年的诺奖带给我们哪些启示?本期天府新论版集纳各方声音,敬请关注。

A
诺奖成果如何用?
抓住金融扶贫纽带 统筹多元综合扶贫举措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奖者最值得推崇的就是深入调查研究。一些地方,脱贫攻坚成效巨大,深受贫困群众欢迎,就是深入调研做得到位,出台的政策措施既充分体现了上级精神也切合当地实际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思铁
   因对全球缓贫有突出贡献获诺贝尔奖,并不是第一次。此前,至少已有三次三人获得此殊荣。第一次第一人是,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他是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第二位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他同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第三次第三人是拥有英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并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可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缓贫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一次性颁发给为“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三位经济学家,是第一次。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既需要各国的努力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三位经济学家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对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脱贫攻坚工作,也有诸多有益的启迪。
   一是注重对贫困和减贫的深入调查研究。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的经济学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从“生活案例”到“政策,政治”共十章,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两位著作人花了整整15年时间,踏遍了全球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最贫穷的地方做调研,通过贫穷的人的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个维度来探究贫穷产生的真正原因。我们一些地方,脱贫攻坚成效巨大,深受贫困群众欢迎,就是深入调研做得到位,出台的政策措施既充分体现了上级精神也切合当地实际;我们有的研究者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深入了解不够充分,成果自然无人问津。
   二是缓贫的政策措施应具多元性。三位获奖者的研究认为,贫困成因和减贫措施都是多元的,我认同这一理念。总体上说,减贫举措应当是综合一体的。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本质上是纵横结合、综合一体的。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2020年后,我国农村将重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
   三是抓住金融缓贫的纽带。获奖者之一的阿比吉特·巴纳吉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会的成员,埃丝特·迪弗洛也曾在卫生、教育、金融、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迈克尔·克雷默帮助制定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三人获奖,都是“基于实验的方法”让发展经济学改头换面。贫困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缓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就是“实验性做法”,也就是研究发明的一种方法,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研究模型。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金融扶贫。在这方面,我省就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可供复制的路子。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3534.71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二位,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8%。用于贫困地区的首单供应链融资资产证券化项目在川成功落地,全省贫困地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95.83亿元,全省首单扶贫票据成功发行。“扶贫保”产品在21个市州127个县全面铺开,为357.1万户次贫困农户提供风险保障2334.1亿元,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支持脱贫攻坚取得了积极成效。
(作者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B
怎样才能得诺奖?诺奖评选的学术与非学术因素

   尽管论文引用率极其重要,但绝不是一个完美指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正因为一篇论文难度更大、创新性更高,其引用率反而更低

□本报特约评论员 寇宗来
   一年一度的诺奖竞猜,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即便只是连陪跑资格都没有的看客,但倘若能猜中诺奖花落谁家,似乎也可以向同行展示自己慧眼独具的超凡能力。但笔者估计,大概极少能有人成功预测,今年经济学诺奖会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诺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不但难以预测,而且因为巴纳吉和迪弗洛一道获奖而创造了诸多很难复制的新纪录。首先,巴纳吉是迪弗洛的老师,因而创造了师生共折桂的纪录。其次,迪弗洛是巴纳吉的第二任太太,因而创造了夫妻共折桂的纪录。再次,迪弗洛不但是继奥斯托洛姆(Ostrom)之后第二个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而且因46岁就斩获诺奖,也刷新了获得经济学诺奖的最年轻纪录。
即便之前不太了解这三位获奖者,只要用谷歌学术去检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确是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领域内贡献卓著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其中迪弗洛还获得了克拉克奖),他们不但在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单篇引用率也都非常之高。实际上,每年人们预测诺奖时,选择大热门候选人的最重要的风向标就是看他们的论文引用率。
   既然论文引用率如此重要,人们不禁要问,何不直接按照论文引用率来直接决定诺奖呢?这是一个任何学术奖项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因而也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
   先看学术因素。尽管引用率对于评价学术成功极其重要,但绝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尽管人们已经构造了很多加权方法,但总是不能排斥这样的可能性:论文A的引用率高于论文B,但它的学术价值有可能反而更低。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时候正是因为一篇论文难度更大、创新性更高,其引用率反而更低。正是在此意义上,依靠学术大牛推荐以及诺奖委员会专家的综合评判而不惟引用率来颁发诺奖,乃是尊重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体现。
   再看非学术因素。现在,学术市场上有很多奖项,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影响力竞争。尽管诺奖的长期生命力在于学术的权威性,但能够做到让全球翘首以盼,而且每次颁奖都能产生轰动效应,制造不确定性的颁奖策略也功不可没。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让一些学界公认的大牛却每年都等不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比如说,去年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保罗·罗默就充当了很长时间的陪跑运动员,而且在前年还曾闹出了其所在单位提前祝贺荣膺诺奖的乌龙事件。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C
诺奖得主有何“交集”?不被喧嚣牵着鼻子走

   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并非想去拿奖,有人可能耗掉一生的光阴,也只是在攻克科学难题的道路上书写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本报评论员 周明华
   而今,诺贝尔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媒体给足了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诺贝尔奖,而其中的自然科学奖是重头 戏。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古迪纳夫、惠廷厄姆和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对锂离子电池发展”的贡献。三位得主均享有“锂电池之父”的美誉,均是7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古迪纳夫今年97岁,创下诺奖得主的最高龄纪录,而惠廷厄姆对锂电池研究达40多年。71岁的吉野彰致力于锂电池研究也有34年,他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笑,他有自己的成功箴言——柔软性和执着心。
   他们对待科学研究的情怀和守望,让人感佩。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信念不改,非常执着,困难再多也不言弃,而且他们办事灵活有弹性,从来不钻牛角尖儿……用数十年的坚守和努力,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在专注度上一骑绝尘,在坚韧度上不屈不挠,在灵活度上柔性驾驭。从三名科学家身上,我们感受到颇多启示。
   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和定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勤奋和百折不回,方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科技突破和收获。古迪纳夫在92岁高龄时还说:“我才92岁,我的人生长着呢!”而今,他仍然每天往返于实验室,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他想发明出可以使电动汽车代替汽油车的高容量电池。这些年来,他几乎年年都是诺贝尔化学奖的“陪跑者”,但他从未气馁,从未放弃过坚守。辛勤付出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的鲜花背后,却一定是汗水和心血的浇灌。
   对学术信仰的自信与坚守,方向清、目标明、路径对,才可能找到科研突破的出口。惠廷厄姆和同事开始研究超导材料,靠着40多年的守望和自信,一路走了过来。坚持学术方向、坚定学术追求、坚守学术信仰,没必要妄自菲薄,更没必要被世俗和喧嚣牵着鼻子走。40多年来,惠廷厄姆的团队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水涨船高,这都是几十年坚守结下的硕果。
   对科学事业本身的热爱才是一个真正科学工作者的终生追求,某个科研项目的成功可以“功成不必在我”,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出名要趁早”的浮躁与焦灼在科研领域没有生存土壤。这三个“锂电池之父”的淡定和坚守是建立在热爱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气质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一种提醒。我们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更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目标。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并非想去拿奖,也许一辈子不会有举世震惊的成果,有人可能耗掉一生的光阴,也只是在攻克科学难题的道路上书写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科学研究是人类解释未知、拓展已知、追求真知的理性活动,需要必然的终生付出。求实是根本,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迷信学术权威,才能抵达科学的彼岸。奉献是情怀,科学家需要肯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协同是路径,科学公关需要团队协作,跨界协作,开放协作。如果每个人都用工作中的严谨作风来践行使命担当、强化坚守奉献,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呢?


基于田野实验不断优化扶贫机制

   四川生态扶贫可借鉴田野实验跟踪识别不同政策或干预手段对持续减贫作用的差异,重点关注资金多元投入方式、资源产权明晰、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贫困人群收益权保障等问题,推动政策动态优化

□本报特约评论员 漆雁斌
   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目标旨在获得消除全球性贫困的最佳方法——评价减贫干预措施或政策是否真正有助于减贫,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将田野实验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从微观问题着手,理解穷人行为的逻辑、识别干预政策发挥减贫效果的作用机制,为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田野试验,是通过在某个实地随机选择分组,构建控制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处理组),观察和记录两个组被试的行为以及结果,从而推断出某些结论。它主要应用于:贫困、教育、医疗、节能减排、组织激励、劳动市场、其他公共部门、农业生产以及其他一些涉及机制设计的场景。
   田野实验方法也能为四川扶贫事业所用。四川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聘生态护林员、草管员7.96万名,占全省贫困县公益岗位总数的71%,已带动33.5万人稳定脱贫。2018年开始在全省推广的脱贫攻坚造林专合社,重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资料入社,承接造林绿化等生态建设业务,实现了入社户增收。以上生态扶贫的四川实践体现了对贫困群体人力资本和劳务分配政策干预的中国特色——例如,生态护林员必须来源于贫困户,贫困县建立的造林专合社,其贫困户比例、劳务支出占合作社总支出比例均不低于60%,这些制度设计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思想的系统扶贫和全面小康的集成思维,充分体现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未来四川生态扶贫政策长期效果如何保证,可借鉴田野实验跟踪识别不同政策或干预手段对持续减贫作用的差异,重点关注资金多元投入方式、资源产权明晰、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贫困人群收益权保障等问题,还要关注碳汇林业扶贫试点、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生态移民及社区协同发展等问题,推动政策动态优化,实现持续脱贫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四川藏区、大小凉山彝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是全省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全面小康和美丽四川建设大局中特别重要。基于田野实验不断优化生态扶贫脱贫,或许也是这些地区2020年脱贫后,不断完善政策,推进全面小康可持续、美丽四川上台阶的一个有效方法,有必要鼓励社科理论界围绕生态稳定扶贫、持续脱贫的政策与长效机制开展田野实验研究。这当然也肯定需要官员、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努力,提高减贫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政策调整依据的充分性和调整过程的透明性。尤其要创新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方式,引导企业+高校、企业+扶贫社会组织等模式,以小规模田野实验,探索社会力量科学参与扶贫、实现持续脱贫的新路径。
(作者系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日本诺奖丰收背后

   单就论文发表数量来看,中国SCI论文数量已位列全球第二,但我们要取得更多诺贝尔奖,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坚守和努力

□本报特约评论员 肖余恨
   每年10月都是诺贝尔奖的“高光时刻”。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三位让我们看到更广阔宇宙的物理学家,化学奖则花落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约翰·古迪纳夫、斯坦利·惠廷厄姆和吉野彰。他们极具洞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科学的深度和广度。
   这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吉野彰成为继2000年白川英树获得化学奖后,日本第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持了日本平均一年一位诺贝尔奖的纪录。一时间,人们又频频提起了日本政府在2001年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一计划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在当时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现在看来,却成果斐然。日本的“诺奖热潮”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让日本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对此,有人分析道,进步的动力来自于日本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科研工作者严谨的科研态度,科研机构充分的资金支持以及学术团体以老带新的机制。尽管一个国家的整体科研实力,不能仅用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寡来评价,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对科研人员攀登科学高峰却是莫大的鼓励。日本的这些做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供借鉴的路径。
   这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在企业层面,对科研和创新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企业的科研方向,出发点在于解决企业面临的难题和打造市场竞争力,从科研方向上来看,更具有实用性的价值。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成果,往往是“无心之得”,更着力于原创性的发现和洞见,是基础研究上的厚积薄发。我们不否认“工具理性”导向的重要性,但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需要大量的、深厚的基础为基座,才能创造出位于金字塔尖的科学成果。
   现在,科技创新以及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我国的科研实力较过去有了巨大提升,单就论文发表数量来看,中国SCI论文数量已位列全球第二,但我们要取得更多诺贝尔奖,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坚守和努力。
   比如,在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上,要尽可能地松绑,让科学家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潜心科研,不能要求基础研究领域必须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在经费上,要为科研人员合理使用经费提供条件,允许科学家们有较大的试错空间。
   诺贝尔奖是瞄准大问题的皇冠上的明珠,但在摘取这颗明珠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些。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对“无用之物”保持好奇和耐心

  有统计发现,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从发表成果到最终获奖,平均年限是18年

□张舟
   近日,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等各奖项陆续揭晓。威廉·凯林和格雷格·塞门扎以及彼得·拉特克利夫凭借揭示氧气与细胞的“互动”,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吉姆·皮布尔斯以及米歇尔·麦耶和迪迪埃·奎洛兹三位学者则因“为理解宇宙的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做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值得关注的是,氧气与细胞的“互动”是威廉·凯林等三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得出的研究成果,却在20年后为贫血、心血管疾病、黄斑退行性病变以及肿瘤等多种疾病开辟了新的治疗靶点。而皮布尔斯宇宙学的理论框架更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最终帮助我们塑造了对于大爆炸以来宇宙形成和演化的基本认知。基础研究在科学领域的重要性,再一次通过诺贝尔奖的颁发,得以凸显和强调。
   艰涩的理论加之尚无定论的应用方向,往往让基础研究被一些人当做“无用之物”。但诺贝尔奖却常常青睐于“既不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研究,是因为那些超前的基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而且不断改变人类的生活。
   因此,基础研究并非“无用之学”。科学研究是由开辟全新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所构成。前者往往能够作出重大甚至是意外的发现,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它构建起了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它的应用价值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发现。有统计发现,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从发表成果到最终获奖,平均年限是18年。201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本·费林加就曾表示,所有技术和创新都有科学基础,但要实现技术和创新需要耐心。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会为技术革命带来强大的驱动力。这早已为人类科学史所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观之,基础研究看似“无用之用”,实则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石。
   科学是对充满未知和偶然的探索,它的发展难以预料。评判基础研究是“有用”还是“无用”,不能生搬硬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标准,要给予科学工作者更多的时间、尊重和关注,重视基础研究,善待“无用之用”,随之而来的成果和突破,不仅会对某个产业、某个国家有所助益,更将对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

新闻链接:http://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191016/2251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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