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他和多位代表委员共同呼吁，为植物保护立法，为粮食安全撑起保护伞。

　　“由于农作物病虫害，我们每年要损失粮食近500亿斤。”张钟宁介绍，我国农业生物灾害多，病害、虫害、鼠害、草害多发、频发和重发，常见农作物有害生物达1600多种，其中造成严重危害的近100种，年发生面积达70亿亩次。虽经大力防治，每年仍损失粮食近500亿斤、各类经济作物1800万吨。“生物灾害已成为影响农业增产增收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其经济损失已不亚于一场大的水旱灾害。”

　　张钟宁说，由于植物保护立法工作滞后，植物防控工作无法可依，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间防控职责不清、防控体制机制不健全、人员队伍不稳定、保障措施难到位等问题日益突出，防灾工作常常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副校长金道超对记者说，生物灾害防控属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需要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和群防群控相结合，如果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就难以有效开展。长期以来，植保防灾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社会组织和生产者的防治行为不规范，随意防治、不防治、乱防治等问题日益突出，导致防控效果差、灾害蔓延快、环境污染重、农药残留超标、人畜中毒多等不良后果时有发生。近年来，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素质下降，防治病虫害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大难题。防治病虫害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性最强、用工最多、劳动强度最大、风险最高的环节，规范植保服务行为、维护农民利益、化解群众纠纷、保持社会稳定，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金道超还介绍，我国植物保护立法远远落后于欧美和周边国家，这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极为不利。

　　“植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性、政策性和法制性很强的防灾减灾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任正隆告诉记者，他已和30多名代表联名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植物保护法》，建立和完善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预报制度、植物检疫制度、重大病虫害防治制度和保障监督等制度，规范和保障病虫灾害防控行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