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天气转冷，又到核桃移栽的季节，林学院肖千文教授的电话成了热线，联系买种苗的人一拨又一拨，今年10月他的早实薄壳核桃在西博会上的亮相，更是引起多方关注。
万分之一成活率的紧急营救
上世纪90年代，正值退耕还林时期，四川开始大力发展核桃，可是，由于核桃嫁接难度大，几个月之后，嫁接苗子大量死亡，“最严重的地方，80万株只有20株成活，不到万分之一的成活率。”肖千文说。
形势万分紧迫，眼看苗子大片大片死亡，农民绝望情绪蔓延，此事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挑选全省的经济林专家立即就此展开紧急会诊。经验丰富的肖千文成为其中骨干，毅然挑起重担。
要提高种苗的存活率首先要攻克核桃嫁接的难题，从1998年到1999年，整整一年，肖千文他们一直多方对比实验嫁接技术，千百次的实验之后，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胚芽嫁接技术上，“就好比人一样，幼年的时候生命力强，有个小伤一下子就好了，核桃胚芽嫁接就利用愈合能力最强、伤流最轻的时候嫁接，提高成活率。”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的思路正确，胚芽嫁接技术苗子成活率达到80%以上！
找到了方法，问题解决就势如破竹。肖千文等随即投入到省上组织的大规模推广培训中，专家们将之作为公益性项目，毫无保留地贡献技术要点，以培训班、现场指导、接受咨询等多种形式倾囊相授，全省共4万多人次学习了胚芽嫁接技术。
从万分之一到80%，科学技术显示出它巨大的作用。
本世纪初，国家启动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大量劣质核桃种苗用于造林，肖千文预感到这将成为严重的遗留问题，于是心思转移到了核桃良种的培育上。
推出去的东西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核桃在我国资源面积占世界第一，但是产量很低，折合下来每亩单产10多公斤，而美国单产能达到每亩100多公斤。“我国核桃丰产性差，原因就在于品种问题，有些核桃树栽多年都不结果，有些接出来的果壳非常厚，根本不能食用。”肖千文说。
俗话说，栽对树，走对路。要栽对树，就要选好品种。2000年，肖千文开始了杂交育种的跋涉之路。“做杂交育种就感到人生苦短，杂交、育苗、结果，然后品质鉴定，一个环节没做好，耽误就是一年。”
为保证品质，他们把材料布点的范围选得很广，南起西昌，北至广元、巴中，兼顾低海拔、高海拔等多种生长条件。经过十年的努力，肖千文和其科研团队杂交研发的核桃品种，已通过四川省林木良种委员会认定的有4个单系品种，包括川早1号、川早2号、双早、蜀玲。北方品系在多雨环境的四川发展容易遭到病虫害，而这一杂交类群由云新系列核桃和四川本土核桃杂交而成，在生态适应性上表现卓越。能达到2年开花结果，3年投产，5年进入丰产期，而传统核桃要8年左右挂果，15年左右进入丰产期。
现在，他的早实薄壳核桃已经在四川、重庆20个区县推广了6000多亩。绵竹、威远、石棉等地方都在联系，对全县种植情况摸底，开展技术培训，改良树种，明年示范面积可望达16000亩。“推出的东西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是肖千文对自己的要求。今年3月石棉县在过去种植7、8年未结果的核桃树上高接换种，4月份试花结果，一举激起群众的种植热情，6月份举办技术培训会时，本来计划培训120个人，一下来了170个人，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就站在走道上、窗外听课。
一封萦绕心头11年的求助信
提到肖老师，汉源县马烈乡三坪村村长张春贵由衷地伸出大拇指：“是个实诚人！”
1998年，刚刚当上村长的他给肖千文写了封“求救信”，希望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害怕专家不理他，他在信里还附了10块钱邮资。收到信的肖老师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可是，结合当地海拔高、山地多、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考虑了很久，没有选定合适的项目。“如果只搞点短项目就会像一阵风，刮完了就完了。”肖千文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
就连张春贵都快忘了这封求救信的时候，2008年底，肖千文却主动找到他，免费送去了500多株早实核桃苗子。“种核桃投入少，不占耕地面积，人均种50株核桃养老就没得问题了，适合当地的气候、交通条件，是一个很好的扶贫项目。”原来，肖老师一直把他的事放在心上，2008年核桃新品种通过认定后，即刻想起了他，在当地林业局的帮助下，才联系上他。
11年后，肖千文终于完成了给张春贵“回信”。
我想老了有个精神寄托
肖千文有个习惯，洗脸的话，水很少，刚刚够打湿毛巾，“改不过来。”这是他多年呆在凉山、甘孜等地区搞社会服务、技术咨询形成的习惯。
“到这些地方，要有思想准备。”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绝美风景区的地方，事实上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他曾被臭虫咬过，这只在书本上看到过的虫子咬一口是又痒又痛，半年后疙瘩仍在。他喝过上面漂着猪屎的猪肠汤，“水少嘛，肠子没洗干净，正常。”他到过隆冬的稻城，天地都是白茫茫的，觉得氧气不够，晚上要伸头到屋外吸氧。他到过一年四季火热的干热河谷，地表温度可达75度，名副其实的挥汗如雨。他到过海拔4000多米甘孜州理塘县，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难受，甚至要面临生死考验。1999年冬天，他们到甘孜州得荣县去搞技术培训，下雪路滑，过桥的时候，车轮一下就偏了，刚过完桥就侧翻在路沟里，“只差一点点，就掉下桥了。”
饶是这样，肖千文对社会服务也绝不推迟，巴中、南江、广元、西昌、石棉、重庆，哪里找他，他都去。像得荣县，往往去一趟就要花一周的时间，所以，除了上课之外，肖老师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有人开玩笑地说“肖老师不在社会服务，就在社会服务的路上”，倒也折射出他的忙碌。
肖千文说，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对农村很有感情，多年来，太多农民因栽错树而深深失望的眼神刺激着他，农户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也深深打动着他。到山区去培训，有些稍远的农户为赶上午9点的课，常常天不亮就从家里赶，下雨路滑，鞋子裤子甚至脸上都是泥巴，“看到这种情况，很感动，觉得只有尽心尽力地做事才对得起他们。”
群众见到他总是很亲热，到处有人招呼“肖教授”、“肖专家”。“其实我当时不是教授。”1993年取得副高职称后，由于社会服务多，他一直没读博士，按照学校当时的政策，1954年之后出生的评正高职称要求博士学位，这让他的职称问题一直拖到今年才解决，“谁没有个不顺心的事情？出去了，你就把这些都忘了，我只想老了之后，有个精神寄托，有种成就感，不求啥。”（张俊贤）
追新求变的刘登才
刘登才的性格很活跃，他喜欢一切新鲜的东西，都江堰举办首届网络音乐节，他出钱请同学们去听；他的办公室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哲学、工商的、心理学的书样样皆有，“刘老师求知欲太强了，对新鲜的知识，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好奇。”他的博士生陈文杰说。
曾经，刘登才的人生目标是做一名公司市场销售经理，就是向往到处走走，结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现在，他是小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有机会到外地出差时，他却成为有名的“不出门的人”。
如此矛盾的发展轨迹，只是刘登才把追逐外在新鲜发展到追逐内在精彩的结果。
在旁人看来，刘登才的学术研究之路顺利无比：1992年从我校农学本科毕业，1995年硕士毕业进入小麦研究所工作，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3年后，取得博士学位。2003年，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
而在他看来，人生的道路没有捷径，只要把最基本的东西做好即可，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坚持。
陈文杰曾经领教过坚持的含义。研一时，陈文杰连续一个月做了一件事情——数种子，在刘老师办公室，一颗一颗地数，每天重复。这可不是无聊的事情，“培养原始的直观感受，到后来，一眼就可看出种子大小、颜色上的差异。”刘登才自己对种子的熟悉程度更让学生佩服不已，他可以看出种子的各种不同材料，下地的时候，也能一眼区分实生苗、移植苗的区别。这种熟悉自然与成千上万次的仔细观察分不开。
最基本的东西往往却是最难的东西。每月刘登才都要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坚持看文献，了解研究的最新进展。陈文杰记得，有好几次，在刘老师最忙的时候，还抽空交给他打印出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叮嘱自己好好看看。陈文杰很受触动，因为这意味着刘老师又牺牲了休息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坚持。“刘老师对于自己的时间安排很严格，在田间选种的时候，他常常没完成任务就不吃饭，中午经常饿到一两点钟，我们年轻人都受不了。”
刘登才读博的时候，导师颜济教授送给他一句话：人急马不快。这句话成为刘登才的座右铭。他也常常告诉学生，要积累，要沉得住气。
熟悉刘登才的人都说他有一种从容气质，他并不要求学生发表多少多少论文，但强调通过研究培养发现及解决科学技术的思维和能力。袁中伟是刘登才的博士生，三年来，他还没有发表文章，刘老师也没催他。刘登才认为，一篇文章要有原始创新，解决别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才有意思。他鼓励袁中伟不断实验、不断求证，“有预期之外的实验结果可能更有意义。”他说。
刘登才坚持小麦研究是源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曾说“看到小麦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他享受这个过程，每一个新鲜的发现都能让他兴奋，正是这种对于创新的不断追求，使得年仅40岁的他获得不少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先后荣获四川省十佳青年教师、四川省青年技术创新带头人、四川省青年科技奖。他在小麦种质资源的遗传评价、创新及小麦育种研究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选育了川农16等6个小麦新品种，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对于这些成绩，刘登才看得很淡然，对他来说，在过程中收获的精彩、体验的新鲜更值得自己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