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谁又知道，周开达为水稻育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呢？
在他60年代从事水稻研究时，经费很少，工作条件极差，一切都得靠自己。犁田、挑粪、栽种、观察、收割，可以说一边搞科研，一边当农民。在那样一个年代，周开达完全凭着对科学事业的挚爱和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的精神进行科学研究。为了加速育种进程，周开达一年中要分别在雅安、广西南宁和海南种三季水稻。为了赶时间，连泡种都在火车上进行，一到目的地，便不马不停蹄地开始播种。
每年七八月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恰恰是搞水稻最忙的时候，他每天一大早就到试验田。中午骄阳似火，正是水稻开花的时候，必须冒着酷暑抓紧授粉。别人躺着休息还抱怨天气热，他却担心温度不够高导致开花不正常，下午还要蹲在田里仔细观察。抽穗开花前要一株一株地套隔离袋，扬花时要一穗一穗地观察花粉，逐一记录，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最苦的是观察花粉必须在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进行，气温奇高，日照奇毒，一季试验下来，周开达全身晒得又黑又亮，人也瘦了一圈。周开达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历尽千辛万苦。
结束四川麦区长期依赖国外引进品种历史的颜济教授，主持选育的繁六、繁七等优良小麦品种；以荣廷昭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培育出的获国家发明二等奖的玉米品种，其过程莫不与周开达相似。当荣廷昭获得“王丹萍科技奖”后，却一次性向党组织交了一万元党费——他首先想到的是成就来自党和人民的哺育。
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徐刚毅副研究员为了把养羊的成果推广到边远山区，常常在农村一往就是十天半月，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山泉水。作为一名中年人而无怨无悔，实属不易。
以邱祥聘、曾凡同、王林全三位教授为代表的几代人，为了不让国外优良鸭种控制我国市场，不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发誓“要和外国人干一下”。经过多年的研究，育成了综合经济性状优于英国樱桃谷鸭和澳大利亚的狄高肉鸭的天府肉鸭。因此，天府肉鸭也被人称作“争气鸭”。
而人称“王鸭子”，自称“鸭子王”的王林全教授，从原联邦德国国家家禽研究所学习回来，开始天府肉鸭选育工作时，条件极其艰苦，他亲自指挥修鸭舍，把精力全部投到了鸭子身上。没有节假日，哪怕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春节，也有好几次是在育种场度过的。王林全说：“因为鸭子代表了我的精神。”
1956年川农大迁至雅安，物质条件很差，而且由于农业科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特殊的艰苦性。但川农大人凭着对事业的一片赤诚和持之以恒的拼劲、干劲、不甘人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少到过川农大的人都感到，川农大人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是靠一种精神拼搏出来的；这些成果的取得，又是从田地里踩出来的，从畜禽舍里蹲出来的，从山林里钻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在艰苦中实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