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回国
——四川农业大学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四川农业大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388人（次），其中有333人（次）回到了学校，回归率达85%。川农大的这一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近日，省委组织部在四川农业大学召开该校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现将座谈会上留学回国人员的发言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情感留人
文心田（教授）：1948年2月出生，农学硕士。1987年10月——1990年4月公派赴德国汉诺威兽医大学留学。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受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兼农业和农村经济组副组长等。现任四川农业大学校长，预防兽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1985年1月留校工作。3个月后，学校即安排我到川外进修德语。1987年10月我赴德留学。1990年初，学校来信，告诉我教研室急需我尽快回国，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确想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学校需要我，我不能置之不理。我的导师夏定友教授终生报国的精神和行为深深感染着我，我回国不能与学校讲任何价钱。1990年4月我按期回到学校。我给学生讲：“国外的现代化是那里的民众干出来的，我们的现代化还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只有超常规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我们才有光明的前途。”
学校地处川西山区的雅安，几十年在这里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这里各个系、室的老师都是团结拼搏的战斗集体。几代人的继承、实践、丰富、升华形成了“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我校老一辈中有许多人是归国留学人员，在“川农大精神”感召下，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辈中留学归国人中也很多。川农大是一个在事业上适宜奋斗，工作上能不断出成果的地方。在几代人的奋斗下，地处雅安的四川农大创造了辉煌的业迹。为什么能如此？“川农大精神”发挥着巨大作用。正如我校曾凡同教授所讲：“学校有不少教师都曾有机会离开川农大，离开雅安到更发达的地方去，过上更优裕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留下了”。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我们将工作、教学、科研放在第一位，不以追求物质生活作为我们的第一目标。不是说我一个人有这种思想。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川农大就不存在了。这是川农大能够取得突出成绩的根本所在，“支持川农大人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的一种最主要的原动力，就是党长期教育培养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诚和报国之志。”
张小平（教授）：1962年8月出生，微生物专业博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86至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1987年至1990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习，1994至1997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合作研究。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外事办副主任，微生物专业硕士生导师。
1986年初，学校选派我去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临行前，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为我饯行，嘱咐我在国外努力学习，为祖国和学校争光，早日学成回校报效祖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学校的重托，学成后回到母校作一名好教师。学校对我们留学人员及家属十分关心，在国外学习期间，每逢生日和节假日，我都会收到学校领导亲笔签名的贺卡，我的老师们也经常写信鼓励我，关心我。每逢春节，学校还给我的家属送去慰问品。后来，我回国探亲，校长又热诚地希望我毕业后早日回来工作，并当即答应给我提供一套住房。这一切令我十分感动，1990年毕业后，我立即回到了学校。回来后，我利用学校给的3000元科研启动费，将在国外的研究结果整理出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以后，我还获得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杰出年轻教师基金和欧盟Inco-Dev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成为我国生物固氮领域较有影响的年轻学者。
汤浩茹（教授）：1963年5月出生，作物遗传育种博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97年7月至1999年12月在德国莱茵兰——法尔兹州植物生物技术中心进行合作研究。现任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副院长。
我回学校的原因很多，重要的是三个：首先是榜样的作用。我的两位恩师——任正隆教授和王永清教授分别放弃了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回到中国，来到川农大。其次是学校的关心和信任。我出国时，是学校的在读博士生，学校不但同意我出国，还保留了我的博士学籍，并同意了我延长在德期限的申请。第三是学校和谐的人际环境。虽然川农大在工作的硬件条件上不如国外或国内其它一些单位，但川农大工作的软条件——人际环境是很多地方所不及的。工作的硬条件再好，“心境”不好也难干出成绩。国外工作的条件虽好，但毕竟是一个打工仔。在川农大工作，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加上和谐的人际环境，即使硬件差一点也同样能取得成绩。我们许多未出过国的老师所做出的巨大成绩就是证明。
罗承德（教授）：1946年8月出生，森林土壤专业硕士。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在德国洛丁根大学土壤科学与林木营养研究所研修。现为四川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森林培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9年9月，我研修期将满。一天，德国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而认真地问我：“你回国有没有危险，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德国？”沉默许久，我回答说：“我打算回国”。1989年国庆节，我回到了北京。
在德国期间，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无疑是优越的，但我却时时感到孤独。记得有一次我到自选商店购物，离开时，工作人员对我说：“先生，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背包吗？”事隔很久，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中总感到不是滋味，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为什么偏偏检查我的背包？不外乎我是中国人。我当时就暗下决定，作为祖国的儿女，理当义不容辞地为母亲的强大、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献身。
潘光堂（教授）：1946年8月出生，遗传育种硕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89年4至10月到法国进修生物技术在作物遗传育种中的应用。先后被评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处长、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0年，当我的学习进修基本完成时，法方多次主动提出帮助我们联系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当我准备回国时，一些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也劝我谨慎行事。我想起了出国前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特别是当时农学系总支书记于伟在酷暑8月，专程到简阳县石桥镇看望我的儿子。学校还在我未能确定是否回国的情况，寄来了价值近万元的返程机票。我坚信回到祖国、回到学校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1990年10月，我毅然踏上了归途。回顾我走过的路，回顾我当初做出的回国报效祖国、报效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报效培养我的母校和老师，我不仅对当初的抉择无怨无悔，而且为我的正确抉择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蒋远胜（讲师）：1969年10月出生，水产专业学士，农业经济管理硕士。2000年9月至2001年11月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
我是国家改革留学生派出机制后，考取国家留学基金出国的。在我去同济大学培训德语前，因我的工作单位正在变动中，文心田校长亲自过问，让人事处用学校人才培养基金解决了我的培训费用。培养期间，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的同学大都只能拿70%的工资，学校不但全额发给我工资，还有年终奖。这让他们羡慕不已。去年，我在德国过春节时，收到了校领导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在国外，远离亲人和朋友，孤独和寂寞时时袭击我们，每逢佳节更加思念亲人，能看到中文都令我们高兴。小小的一张卡片，让我感到母校的阵阵温暖，点点滴滴都是情啊！
事业留人
任正隆（教授）：1949年12月出生，农业科学博士。1985年4月至1988年9月在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深造。1993年11月至1994年4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做高访学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归国人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作物和园艺学科组委员，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1988年7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以优秀的成绩获博士学位，9月即回到祖国。当时，我的妻子、儿子都在德国生活了近两年，已经适应了德国的生活。我认为，虽然在国外工作钱多一些，但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看重的是回国为祖国建功立业。我们中国和德国的生活水平有差异，但我们这些看过德国生活的人回国，通过我们的奋斗，赶超德国的生活水平，不亦悦乎。虽然外国的科学研究条件比国内好，但是，科学领域太宽广了，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了，不同的课题需要不同的条件，并非所有的课题都需要高精尖的研究条件，关键是人。只要我们根据中国的科研实际来选题，根据中国农业科研的条件来选题，同样能做出成绩来。回国13年来，我根据川农大的研究条件“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做四川省农业发展最急需的课题，在科研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我在外源DNA片段插入真核生物染色体方面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好评。我在小麦高产育种理论的研究方面，形成了独立的见解。我的课题组培育的优质高产多抗的“川农”号系列小麦新品种，已是四川省的重点推广新品种，成为中国西南麦区小麦品种的重要品牌。我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我现在主持了四川省小麦育种攻关和国家863项目，科研条件愈来愈好，生活条件也愈来愈好。迄今为止，我指导的研究生，已有9人当了教授，其中2人已被评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面对我回国13年来为祖国做的工作，所产生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来简单表达的，不回国是难以体会的。
邓良基（教授）：1958年1月出生，土壤学硕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86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农学系获土壤学硕士。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硕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祖国，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培养。要把祖国的兴旺繁荣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在国外，虽然科研条件和基础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但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直接为祖国、为家乡做的。我认为，在国家、在学校改革、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力量，精忠报国。同时，学校各级领导求真务实、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和谐的人际环境，是我两次准时归国工作的重要原因。目前，我所在的学科已成为省级重点学科，所在实验室为省级重点实验室，能够开展土壤学、土地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叶华智（教授）：1939年9月出生，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984年至1986年、1989至1990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分别在美国两所大学从事合作研究。现任四川省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西南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
我能够在45岁时出国深造，回国后能够为国家、为学校的发展，为植物病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作一点工作，确实是党的培养和学校领导长期对我关怀的结果。回顾自己先后两次谢绝国外大学的挽留，决意回国的思想历程，都是出于对党的培养、学校领导的关怀的感激，出于工作的责任感。学校信任我，派我出国，我没有理由不回来。在国外，我再给别人做也是帮别人打工，做的是别人的事。我们在川农大当教师，就是要为学校的发展作贡献。归国后，我虽然没有为国家、学校做出惊天动地的成绩，但是我感到还是为学校的发展，为我们学科的建设做了一定的工作，我没有辜负党的培养。
郑有良（教授）：1959年11月出生，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1994年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赴英国剑桥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工作。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首批人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回国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出国前，我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破格晋升为教授，主持承担了省科技厅和教育厅下达的科研课题。第二，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良好基础，尤其是个人的跨越式发展都是学校领导和老师精心培养的结果，我从内心深处对学校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第三，我所在的学科是博士授位专业，我又是本专业培养的首届博士，既有个人发展的优秀学科基础，更有一份为本学科进一步发展做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第四，川农大虽然在“天时、地利”上均不占优势，但有一个特别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人和”环境这就是“川农大精神”对人的强大推动力。
杨婉身（教授）：1945年7月出生，博士生导师。1987年10月获艾伯特基金资助到德国布伦瑞克生物技术研究院进修。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基础科学教学部主任，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导师。
学校先后两次给了我去德国学习的机会。1989年10月，我回校后，就申请到了4000元的科研经费，为科研工作的起步奠定了基础。学校生物化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举步维艰。90年代以来，以任正隆、郑有良教授为首的遗传育种专家和郭万柱教授为首的兽医传染病专家的研究深入到分子生物学领域，走在了生命科学的前沿，为我们生物化学学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我们将基础研究与农业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使生物化学学科建设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995年后，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硕士、博士点相继申报成功，我也成了硕士、博士生导师。1997年，学校又任命我为基础部主任，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为学校的基础教学管理和基础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回顾到川农大工作的21年，川农大给了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川农大精神”哺育了我。我为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川农大感到庆幸，为自己成为一个川农大人而自豪。
张新全（教授）：1965年10月出生，作物遗传育种博士。1999至2000年在瑞典农业大学作博士后，2001年成为四川农业大学草学学科博士生导师。现为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草学系主任。
我就是冲着博士生导师回来的！2000年，我校畜牧一级学科申报成功，草业科学系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了，但亟需师资，我毅然中断国外正在进行的研究，婉言谢绝了导师条件优厚的挽留，回到学校担任起建设和发展草学系专业的重任。回国后，学校投入了25万元改善了草学教学实验条件，所在实验室也被评为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并于去年招收了3名草学博士研究生。我主持选育的“宝兴鸭茅”牧草种子基地建设已被农业部立项，2001年投入2100万元在四川省进行规模化种子生产。
徐刚毅（研究员）：1955年出生，1992年先后赴美、法、意、希腊、印度、朝鲜、韩国等国开展合作研究和参加国际会议，1994年至1995年赴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总部研修。任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中国畜牧综合发展项目技术协作组组长等。
我能有机会到世界上8个国家进行访问、合作研究或参加国际会议，都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我只有在事业上不断进取，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国是世界养羊大国，但我们在世界养羊业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之极不相称。14年前，原北农大校长在巴西第四届国际山羊会议上代表中国提议在北京召开第五届国际山羊会议，外国代表却以“中国山羊数量虽多，但参加国际会议的人少，发表论文少”为由予以拒绝。作为中国新一代牧羊人，我们发奋努力，在印度第五届国际山羊学术大会上，我们课题组就发表论文13篇，为我国成功申办第六届国际山羊学术大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有8亿多农民，他们中有很多人的生活还不富裕，有的甚至温饱还未解决，他们是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国家才能强盛，这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
王永清（教授）：1957年10月出生，果树专业博士，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88年9月至1993年10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96年7月至1997年10月在德国植物病理与植物保护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现任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教授，森林培育学博士生导师。
刚回来时，条件确实很差，科研经费也很少，但毕竟还是能够做点事情，毕竟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为自己本人做事，而不是为别人打工。近几年来，西部生态建设、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中国加入WTO，给四川这个农业大省带来了历史机遇，尤其为从事园艺植物生物技术教学科研的工作者提供了大好机遇，学校和省上领导也更加重视和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飞速改善。展望未来，我感到信心百倍，川农大是我们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曾宪垠（副教授）：1966年12月出生，1992年到奥地利维也纳斯贝斯多国际原子能机构生物技术实验室从事合作研究，同年到荷兰动物科学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前后8次出国参加合作研究。
中国是养猪大国，四川是养猪大省。中国的生猪占世界的50%，而四川的生猪又占全国的20%，我现在从事的“猪免疫去势”的研究，在中国、在四川最具有发展前景，加上学校前辈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我现在所在的实验室有800多平方米，相关的仪器设备一应俱全。此外，学校为我提供了150平方米的住房，每个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完全能够让我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