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二郎山下、青衣江畔的一个川西小城。成雅高速公路通车前，到成都150公里的路程，得走四个多小时甚至一天。
小城一度闭塞，然而身嵌其中的四川农业大学如一颗明珠，令全国刮目。不过是一所省属院校，却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一大批科教拔尖人才。改革开放20余年，全校派出388人次各类留学人员，85%学成后如期而归。
不可思议的高回归率，带来的是学校让人不可小觑的成果。继学校主持的水稻、小麦研究重大成果分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该校主持的小麦族种质资源研究和玉米研究重大成果又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而屈指可数的四川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有3项被川农大摘取。更令人惊叹的是，获奖科技成果中，70%以上得到推广转化，为社会创下经济效益300多亿元。
无论是校舍建设，科研条件，还是居住环境，这里绝非一流。集聚如此多优秀归国人才，摘取如此多国家科技大奖，实属少有。
是什么，让海外学子弃洋楼，丢高薪，回到这偏僻之隅？
四川农业大学，磁力何在？
我们在川农大探寻，获得的印象感人至深。
印象之一：殷殷慈母愿，拳拳赤子心
一面是难得的攻博机会，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学生。1990年，文心田收到学校发来的盼归信函，思想陷入激烈的斗争。
他正专注于“动物疫病试模诊断技术”的前沿性研究，德国导师兴奋地评价他的研究“预示了一个重要进展和这个领域新的认识……”，并为他申请了经费，希望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可偏偏在这时，母校教研室老师青黄不接，教学难以为继。
回还是不回？闭上眼，国内导师夏定友的身影又一次清晰地浮现眼前。
1949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夏老，曾是新中国初期全国兽医界最年轻的教授。1957年蒙冤20载后，尽管已70岁高龄，他却依旧带着学生爬坡越坎，为农民生产排忧解难。“终生不忘报国志，矢志追求勤科研”是他毕生的写照。
何止夏老一人。川农大的历史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归国人员的浓墨重彩：四川农学院（川农大前身）第一任院长、著名水稻专家杨开渠教授，早年留学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再生稻的学者之一；第二任院长、我国作物数量遗传学与玉米育种的开拓者杨允奎教授，1932年获美国俄亥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同窗；名誉校长杨凤教授，当年在美国即将获博士学位之时，周总理热情洋溢的讲话，促使他同钱学森等一批爱国人士，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
老一辈专家教授一脉相承的爱国爱校精神，深深触动着文心田的心灵。他回来了，握着前辈的接力棒，挑起繁重的教学任务，直到今日身任校长，再没时间和机会去圆上博士梦。
“学校需要我，我不能置之不理”。三年之后，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文心田平静地说出了这番话。
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杨婉身教授来到川农大时，已经35岁。当时她并不情愿长期呆在这个穷僻的地方。一个赴德留学的机会来了，教研室主任端木道教授极力推举她出去。“可是她的课？……”“没关系，我替她上！”就这样，在杨婉身出国留学期间，70多岁的端木老师整整代了四年的课。一想及此，杨婉身热泪涟涟。还有什么理由不归呢？
老一辈用无私奉献的深情滋润着学生易感的心灵。“如果不是我的几位恩师，我也许不会回到川农大。”已任副校长的任正隆这样说。这位改革开放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大陆中国人，我省第一位农业博士携妻儿归来时，他视为最珍贵的是几十封老师的越洋信件。那当中，有黎中明教授双眼失明后，摸着尺子歪歪斜斜写来的鼓励；也有李尧权老师情真意长的现身说法，“建功立业，还是为祖国好……有的人看重钱，但也有很多人不看重，譬如鄙人，清贫一生，却非常舒心。”
正是这样难割的师生情谊，伟大的榜样精神，使川农大像慈母一般召唤着一颗颗赤子之心。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当时美国尚属前沿、国内一片空白的基因工程研究上，留学美国的郭万柱教授获得重大进展。可面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丰厚待遇，他婉言谢绝：“我的学校培养了我，我不回去，对不起江东父老。”
印象之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人称“羊头”的吴登俊是四川养羊研究会的会长，前后赴德呆了4年半时间。第一次是留学。由于聪明勤奋，他备受导师的赏识。但当他看着那位导师用德语骂着另一位同胞“太笨”时，他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没有选择留下，“在那里，不管你有多聪明，多么有天赋，总有一种感觉，是为他人打工。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多种因素限制着你的成功。”
第三次，当他以中方首席科学家身份访德，去拜访自己过去的导师时，正遇上导师对学生大发雷霆。原来一位德国女博士在自己的电脑上加了个密码，德国导师怒斥：“你们无权这么做，你们都是我的奴隶！”当即炒了那位女博士。又一次，吴登俊的心被刺痛了。
吴登俊回国用行动实践着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他常年有近半的时间都呆在大凉山，为彝胞们育出了产优质毛的半细毛羊。德国专家不相信：“你不可能在那么贫寒的地方育出那么高大的羊！”可实地目睹后，他们信服了。德国国家科教部立即拨款资助，进行科技合作。
归来的川农大人，就是这样，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令外国专家瞠目结舌的奇迹。
作为一个城里人，李学伟教授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猪状元”。1978年，这位15岁的高一学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高考，被川农大录取，21岁赴德攻博，成为川农大最年轻的出国人员。
在被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聘为“中国加拿大瘦肉型猪国际合作项目”的遗传育种技术负责人时，李学伟利用加方先进的仪器设备，做出了加方没能做出的遗传参数，在国际上沿用至今。于是加拿大官员与他有了一次对话。
“我们买你，你们全家都可成为加拿大人。”
“不，我不愿意”。
“为什么？我们给你二十万加元年薪！”
“不可能，这个项目的技术产权是属于我们国家的。”
“那我们买二分之一？”
李学伟笑笑，还是摇了摇头。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民族尊严问题。一个科学家成了商品，尊严何在？
1984年，叶华智教授作为学校首批派出的留学人员来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当他把课题计划拿给他的合作者，请他给出“somesuggestion（一些建议）”时，教授傲慢地纠正他，是“someadvise（一些指导）”。憋着一股气的叶华智仅用了3个月，就做完了原定一年的课题。然而，他的合作者的导师，美国的一位植物病理学权威，根本不相信一个中国人能做出这样的成绩，看都没看报告就要求他重做。叶华智愤怒了！第二天他告诉教授说，既然我们在一起工作不能彼此信任和尊重，我要求回国。教授很惊讶，沉默片刻后表示歉意。从此两人成了朋友。
身处异国他乡，一个游子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油然而生的，是耿耿报国情。
印象之三：我的血管里淌着农民的血液
在常人眼中，张新全总是走着一条不合时宜的傻路。出身贫寒的他，好容易念上大学了，钻研的竟是“不名一文”的草。1990年草学热了，大批学人下海经商时，他又去考博，穷得连买豆腐都要算计一下钱是否够用。在瑞典作博士后时，一份美好的工作等着他，他却执意回来当了老师。
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农民的血液。
在学校里博导可选住150平方米的住房，可他却守着90平方米的老房子。够了，农民的儿子，务实，不在乎物质。
“在感情深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民。”有着生产队长经历的任正隆，“矢志于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位农民的科学家。“我要让中国的农民用上最好的种子”。没有实验田，他带着研究生自己挥锄开荒，挖地挑粪。如今，国际上使用的上百个小麦基因符号，只有2个是中国人设计的，那个人就是他。而他还成功创出我省四大小麦品牌之一——“川农号”小麦品种。他每一个项目的成功，都会为数百万中国农民造福。
“为什么眼中饱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每一位川农大人的心声。
徐刚毅研究员对罗中立的油画印象极为深刻。让中国8亿农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是他最大的心愿。在美国留学时，他目睹了一位博士每早六点起床一直忙到天黑，甚至边开车，边刷牙，深受触动。外国专家对待事业的拼命精神不正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秘诀之一吗？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养羊头号大国，仅四川省山羊就有1000多万，但全省高校、研究院和省畜牧局专门从事养羊的专业人员总共还不到20人，与高速发展的形势极不相称。超负荷工作对被称作“忙人”的徐刚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作为中国新一代的牧羊人，我有这样的压力和责任”。
印象之四：我就是冲博导回来的
王林全迫不及待要回国大展拳脚。
“人说‘三十而立’，可我已被时代耽误了二十年。”人称“王鸭子”的他，1985年去德国留学时，已年满43岁。但他却有着一般人没有的“野心”。
那个年代，科研人员耻于言商。王林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却早走一步。国外商用配套系肉鸭发展迅猛，我国集约化肉鸭业大大滞后，每年光引种就耗费无数资金。启程之前，他就一心一意做好准备要去“拜师学艺”。他来到了西德国家家禽研究所，别人根本不让他看核心技术。这时，王林全看到一件有趣的事：三个大男人正费力给一只鸭做人工采精。他笑着说：我一个人就能做好。果真仅几秒钟，他便熟练地完成，外国专家目瞪口呆。
就凭此技，王林全敲开了西德国家家禽研究所和西德最权威的育种机构罗曼公司的大门。在那里，他获取了商业育种的真经。
回国四年后，王林全和他的同事育出了“天府肉鸭”，它在我国首次成功地实践了水禽现代育种技术。这项成果获得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天府肉鸭”击败了英国“樱桃谷鸭”，在四川的规模化、集约化养鸭场中占领了70%的市场。“王鸭子”成为货真价实的“鸭子王”。不仅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致了富，他的科研也走上良性循环。鸭场年纯收入70余万。他每年都拿出20多万资助有困难的教职工和品学兼优的贫寒学子。他的“野心”是挣1亿，为川农大的学子们立个奖学基金。
留学海外，除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观念的更新也是一大收获。
1989年，邓良基回国时，系里连过节费都发不出，人心思走。他许下诺言，要让大家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他带着学生为各县测试土壤，既帮县里搞出了调查，又让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学到知识，师生还有一定的收入。如今，系里人均3000元以上奖金早已兑现。学校里，“创收是不务正业”的杂音渐渐消失。
“我就是冲博导回来的！”张新全，这位年轻坦率的归国博士“语惊四座”。与其在国外当博士后打工，不如回国当博导，教书育人进行自己开创性的事业。他没有失望。西部大开发，农业部投入2100万在四川搞规模化宝兴鸭茅牧草的生产，张新全成为主力专家。
印象之五：我的事业在中国，在四川
如今，年仅38岁的李学伟教授已是国内知名的猪专家，他的名字品牌价值已上千万元。当初回国时，连希望他留下的德国导师也不得不承认：搞猪的遗传育种，在中国最有前途。川猪出栏数占全国的九分之一，占全球二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广阔的舞台。1989年，李学伟学成归来时，尽管没有电脑等先进的仪器设备，就连基本的科研经费也缺乏，但他对事业仍然充满信心。堂堂洋博士，挽袖当起了“杀猪匠”。靠着杀猪卖肉筹得的资金，他迈开了科研的步履。
今天，李学伟是有资格骄傲的。作为全国动物遗传育种界知名的少壮派人物，他做的“netpig”（网络猪）已在全省乃至全国种猪场建起电脑信息网络系统，研制的种猪遗传评估软件，在全国一半以上种猪场推广使用。为此他已获得两次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脚没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中会很孤独。不管在哪儿留学，我的事业在中国，在四川”。这是1989年国庆节回到北京的留德专家罗承德教授发出的肺腑之语。
在国外，中国人好比别人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回到祖国，则是造自己的机器。作为川农大一手培养出来的博士，留英归国专家郑有良副校长从个人的跨越发展中深深体会到，四川农大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他发自内心地说：“四川农大可以不需要我，我需要四川农大”。
1993年10月，王永清取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全家已经完全适应了英国的生活，独生子已经在英国读小学，只能讲英语。对王永清当时举家归国来到川农大工作，至今仍有人感到难于理解。回首往事，王永清无怨无悔。“刚回来时，条件确实很差，科研经费也很少，但毕竟还是能够做些事情，毕竟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为自己本人做事，不是为别人打工。想想回国以来培养出的众多大学生、研究生弟子，一手一脚建起的实验室，一点一滴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我感到由衷地高兴”。王永清说：“每当国外友人向我赞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时，我总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亲身参与了伟大的变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国际研究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三分之二留学生归国效劳，三分之一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学习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的“最佳回归比数”，而我国的情况却呈现1:2的倒比。
然而，在四川农业大学，85%的留学人员为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四川，让人们看到突破这一倒比格局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