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川农大百余年办学历史上，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关键转折事件——“水电报”，其真实发生地是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的农事试验场，革命党人曹笃、朱国琛、蒋淳凤等我校师生是保路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我校师生王右木、康明惠、郑佑之（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入党介绍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四川党团组织创立者；杨开渠教授在抗战时期对四川水稻增质增产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粮草供应；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江姐为代表的我校革命英烈校友们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取义成仁的壮丽诗篇。为钩沉史实，深入挖掘提炼川农大红色基因，现特推出“川农大红色档案”系列考据报道。
杨开渠(1902—1962)，我校迁雅建院后四川农学院首任院长（1956—1962），“川农大精神”的重要缔造者和奠基人。
一、从工业救国到农业救国：救国之道的早期探索
杨开渠，号顽石，1902年10月27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个贫寒农家。杨开渠生长于动荡黑暗的近代旧中国时代，自幼目睹家国破败，中华民族国运衰颓，饱受列强欺凌，他奋发刻苦读书求学，靠半工半读考入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在校中加入救国工业会（图1），立下了第一个人生志向——工业救国。1924年，经校长许炳堃介绍到杭州有利电气公司工务股任检表员。
图1：《救国工业会会员题名录》（1923年）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杨开渠参加了东路军政治部宣传队，并于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为党工作。后因身处白色恐怖中才于1927年7月离杭州经上海去日本东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杨开渠赴日留学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学习，自此弃工从农，人生志业发生重大转变，树立了之后贯穿终身的农业救国的人生抱负。留日期间，杨开渠尽其所能地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翻译日文著作多部，先后有《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文学十讲》、《人口问题概论》，甚至他还与我党著名红色作家沈端先（笔名夏衍）合作翻译过苏联著名小说《沉醉的太阳》。（见图2），上述译作的主题和合作情形，不难看出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重视肯定苏联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倾向。正是基于当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质的深入了解，杨开渠对日本在华行径极为忧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杨开渠义愤填膺，辞去日本的育种研究室工作回国，供职于浙江省自治学校，积极以平生所学和满腹才智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图2：杨开渠翻译的著作
二、九一八后的抗日经济战构想
1933年，杨开渠发表《英日在世界的经济战》（见图3），极具有前瞻性地预见到随着日本在东亚地区侵略的加剧，必然与传统列强英国发生矛盾。
图3：《英日在世界的经济战》（1933年）
1934年，杨开渠面对日本对中国的日益紧逼，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因此再次在期刊上纵述各国排斥日货的方法，以期在此种形势下能对国人经济抗日方案选择有所支援。（见图4）
图4：《各国排斥日货方法述要》（杨开渠1934年）
三、农业增产与抗战大后方建设
1935年，杨开渠经人推荐至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教。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杨开渠创建四川大学农学院稻作室（今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并发表《民族复兴最后根据地：四川省目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见图5）一文，提出“四川为吾中华民族复兴最后之根据地，现已为人所共知，愿所谓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地者，不仅以其地理的进足以取退以守之优越条件，且需具备一切立国之要素。此等要素中，粮食之充裕，实为最重要之前提，固无待言”（见图6）。杨开渠通过历时一年多对四川省农业生产条件的细致调查，提出通过种植双季稻、采取干田直播法、选育旱稻品种等全面促进四川粮食增产，以期就此巩固抗日大后方，为抗日战争做好粮食供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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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当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杨开渠1936年）
图6：《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当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杨开渠1936年）
该计划书受到当时四川省政府高度重视，杨开渠因此与杨允奎（时任四川省稻麦改进所所长，后为我校迁雅建院继任杨开渠的第二任四川农学院院长）合办开办稻作试验场，进行水稻品种试种，并作双季稻试验。（见图7）
图7：《杨允奎先生报告稻麦试验场情形》（1936年）
在二人的合作下，尽管四川在当时遭遇了五年干旱，但四川省稻种得以明显改良，并得到大面积推广。（见图8）
图8：《五年来之四川粮食增产》（陈启华1946）
而在包括稻麦试验场在内的农业改进所运行工作下，“四川粮食增产取得很大进步，为支持抗战和稳定社会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意义重大。”（见图9）
图9：《试论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增产问题》（赵黎花陈雷2014）
1939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杨开渠重新提出一年之内的增产计划——再生稻种植，缓解危亡形势下的粮食危机，并且呼吁后方农学界人士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民族生存而努力。（见图10）
图10：《战时增加粮食生产方法之一——再生稻之栽培》（杨开渠1939年）
而今，杨开渠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再生稻研究，已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再生稻，并且是研究的最全面和最深入的农业科学家。（见图11）
图11：《略论中国再生稻的历史发展》（郭文涛，1993年）
1945年，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撰文称，八年抗战中，四川征购捐献粮食7100万石。1946年，蒋介石在还都前的演讲中，称“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粮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这在将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必将永垂不朽”。（见图11）而四川作为抗战时期对前线输送粮食最大的省份，与当时杨开渠等为代表的在川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上述研究贡献密不可分。
图12：《兵力与粮食_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人民在抗战中的主要贡献》（杨玉林2005年）
四、结语
“审查国情顺应环境，毋因利而忘弊，勿以私而废公，随时势之变迁，制适当之对策，则必能排万难，挽危机，徐图独立自由之实现”（见图13）。纵观杨公在民族危急时期的作为，他正是凭借对国情的清醒审视，趋利而不忘弊，遂时势之变迁，通过造农业生产的适当之对策，为挽民族于危机之中而竭尽心力。
图13：《救国之道》（杨开渠，19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