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渠先生的故事（四）

编者按：新时期，在学校全力以赴进行“双一流”建设之际，“川农大精神”是我们争创一流所必须的。杨开渠先生是我校“川农大精神”重要的铸就者、奠基人之一。我们搜集整理了他少年成长、青年求学、壮年科研报国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通过“贫贱不移少年心”、“弃工从农富强梦”、“科研救国呕心血”、“爱国敬业唯赤诚”、“求真务实见风骨”、“严慈相济施教泽”、“安贫乐道穷益坚”、“鞠躬尽瘁惠后人”八个部分的文字串联起这位老院长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祖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挚爱的农业科教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生。今天，我们回忆，我们缅怀，希望他的故事能帮我们再次重温“川农大精神”。

虽然因为少年时的穷苦多病，杨开渠个头不高、身形单薄，可他留给后人的一袭剪影却是高大的：一生被家国情怀萦绕，顶天立地，历经磨难而不悔。他说：“一切的事都轻于鸿毛，只有国家民族的生命才是重于泰山的。”他不仅这么说，这句话他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实实在在践行。他的勤恳拼搏、求真务实、高风亮节不是偶然产生，都是来自于对国家民族的一种强烈关怀和责任感。

杨开渠一颗赤诚火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为祖国跳动。1939年，虽对国民党并无多少了解，但杨开渠曾却和同事们一起集体加入国民党，只因为听到川大森林系邵维坤教授“共赴国难”的劝说。抗战中宣传再生稻，杨开渠曾深深体会到国难之中官僚的腐败，在重庆歌乐山他沉痛地感叹:“这荒凉的山……现在却预备为阔人们的避暑地了!似乎没有国难，也无战事，他们还是游山玩水的情绪，部长、局长……都已预定了造别墅的地方，陈立夫之妻，也正上山去看地。他们的钱哪里来的呢!?”这些现象都让他深为憎恶，也让他为国家前途而深深扼腕。

等抗日战争胜利了，以为有了希望，但是“时局日趋混乱”“物价高涨，生活又回到三十一、二年(指1942—1943年)时之情景，而当时抱有希望，现在只有黑暗。”1948年，成都的米价数天内从40多万元1斗，涨至110多万元1斗，抢米的事到处发生。到解放前夕，杨开渠每月收入不足买5斗米，却要养活一家人。家庭的累赘，生活的迫使，兼课占用着大部分的时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十分希望在科研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他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由于性格耿介，不肯巧佞逢迎，他还曾被人排挤甚至诽谤而几乎失业，后来是学生坚决反对，才保住了岗位。

解放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日新月异，社会风气一新，这一切都让杨开渠感到心情无比舒畅。1950年5月，他被派为川大校产清理小组组长，看到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和国民党的官官相卫迥然不同。7月，他被派往重庆，参加西南农业生产会议，听邓小平政委的报告，号召团结起来，克服困难。8月，他又被派往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听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建设对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待”，后来又到上海华东等地作教育考察。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时时关心祖国的变化，就是出差，也要仔细观察沿途一切，读祖国大地这本“活的书”，从中吸取营养给自己力量。“铁路在秦岭山中绕来绕去，这一座山，竟可以把火车送上山，这是太不平凡的事，在短短三年中竟完成了。这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看到日本的火车，多沿海穿山洞，比比秦岭，真是什么都比不上了……”“想起双轨，过去看到日本品川，有很多的轨道，以为了不起，现在各大站都是如此。在双轨并行的大平原上，奔驰着满载旅客和建设物资的火车，来往在瞬间擦过，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在创造新的历史的时代，必须把自己变成这一历史创造的参加者，而不是站在旁边……”看到祖国各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再没有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主权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一切使他这个经历了旧中国的屈辱和苦难，贫穷和落后辛酸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祖国无限美好的前景。此刻，从日本回国近20年后，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从今真正找到了祖国!”

他把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化成实际行动，把全部热情和精力投入工作中去。他在一份信息登记表中写下“我的希望”：“我希望有机会就到新疆、青海或西藏等地区服务，因为那里地广人稀，需要大量农业工作者去开发。我到那里去从事农业改进工作，或者可比在成都发挥更大的效率。”1950年兼任农艺系主任、1951年被任命为农学院副院长后，他深感这是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在各项工作中，他都带头以实际行动团结、带动全体师生，使院、系的工作都走在川大的前列。他要处理农学院全院的教学、科研与行政事务，而院长办公室只有一位秘书协助他，工作十分繁忙，而他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点没有减免，除农学院的课程外，生物系的作物课也是他亲自在教。他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夫人关心地问:为什么这样忙啊?他轻快地答道:为人民服务嘛！他把各方面工作都尽职尽责做得很好，得到师生们的广泛认可，被评选为四川大学第一届模范教工。

国家和社会的崭新风气让杨开渠热情满怀，开始了新的学习。1952年11月13日，这一天杨开渠正好50岁，他效仿孔子“五十以学易”送给自己一本《毛泽东选集》作为纪念。从这天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成了他的日常功课，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学。在生命中最后一次回雅安，办双季稻培训班时，有一天已工作到深夜，妻子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毛选还没看哩!”蓝色、红色的笔划的各种符号在书上随处可见，从这些心得附录的学习时间、地点可知，他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次数最多。在《矛盾论》一篇书页上写着的心得就达一百多处，他把学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随时与科研工作联系起来，如:“决不能千篇一律地用李森科的一个公式普遍用于中国的各种作物。”“南特号在昆明，温度是主要的，短光是次要的。其它品种不同地点光、热的主次常异位。”

他也用各种方式把对爱国精神传递给他人。1951年5月，在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报告后，他不但踊跃捐钱捐物和动员鼓励学生参军，还坚持每天写一封信给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人民川大》报上撰文谈写信的体会，号召“大家多写信给我们最可爱的人”。他每日写一封慰问信为前线战士加油鼓劲，坚持了一年多，直至停战谈判。他在报刊上连连发表《十四年对一年》《我怎样经常写信给“最可爱的人”》《以检查我的爱国主义思想迎接“七·一”》《美国战俘的供词激起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和仇恨》《对成都市本届高校毕业同学的一点希望》等等，表达着一个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热爱。有一次，一位在西安工作的青年，见杨开渠在火车上仍抓紧时间工作，休息时就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十分感动，后来还来信说一定要向他那样的老一辈学习。《毛选》四卷刚出版，其女儿杨光蓉就收到了父亲送给她的一本，扉页上的手迹叮嘱着她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时时学习，终生学习……把一生献给伟大祖国的建设……”一切为了献身祖国建设，这是杨开渠对女儿的希望，也是他自己以极大热情不断学习的原因。

1952年杨开渠向党组织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我决心争取入党》。1953年12月四川大学教师党支部讨论接受杨开渠入党问题时曾作审查。当时总支委员会认为，杨开渠由于存在历史问题，即自动脱离共产党后又参加过国民党，而关于脱党情况唯一的证明人陶秉珍已于“三反”运动中畏罪自杀，无法取得旁证。因此他入党的请求一直被搁置了下来。

杨开渠决定用行动和贡献来争取重新入党。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要使全国人均每年有1200斤粮食。”50年代初，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不到300公斤，要实现目标就要想方设法让人均粮食产量翻一番。为此，他又紧锣密鼓开始开展了粳稻密植高产、良种繁殖、光照、耐肥等等一系列试验。分蘖是水稻产量构成的极重要因素，杨开渠明确了水稻分蘖发生的节位和发生规律，明确了分蘖的发生于生长期及经济性状等的关系，填补了水稻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水稻科学的基础理论，为更好地利用水稻的分蘖特性，制订合理的水稻栽培技术提供了依据。为表彰他的科研贡献，1953年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给他奖金一百万，按新币制折算相当于一万元。20世纪50-60年代推广应用的水稻“好种壮秧、少秧密植、合理施肥”就是在他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80年代以来杂交水稻生产培育多蘖壮秧、后来又发展的长龄多蘖壮秧都是根据他的理论，由他的学生们深化演绎出来的，对推动杂交水稻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此后数年间，他先后撰写了再生稻研究论文10余篇。1957年中国水稻科学技术会议在武汉召开，有苏、朝、越三国水稻专家共同参加。会上他作的报告《再生水稻研究》，受到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他不仅在我国开拓了水稻研究新领域，提出了增产的新途径，也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再生稻的学者。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是世界上迄今较系统的论著。1986年国际水稻所负责再生稻的专家见到杨开渠过去发表的论文，都表示钦佩。后来，一些再生稻研究者和推广者将杨开渠的一些基本理论应用于杂交水稻以培育再生稻，都取得了成功。四川省自1986年在冬水田培育再生稻69.8万亩以来，逐年扩大面积，1989年培育再生稻675.6万亩，平均亩产105公斤，高产的达300公斤/亩，四年间增产稻谷14.2亿公斤。再生稻由于米品质优良，在部分地区，成为了稻田耕作制度中的一环。新世纪以后，在市场上还能听见农民用颇带傲气的口吻与买主讨价还价：“我这是再生稻（的米）！”杨开渠若泉下有知，当为之感到欣慰。

1956年四川农学院在雅安成立，受命担任四川农学院首任院长的杨开渠，曾反复考虑在雅建校的利与弊。一开始他也认为在雅建校不是十分合适，向上级提出过雅安不适合的意见。但当上级作出最后决定要在雅建校时，他就坚决服从，并开始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同时立足现实，从雅安实际出发考虑学院的发展，积极规划学校的建设。他考虑到，中国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四川也是这样，山区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雅安兼有山地、丘陵、平坝，具有研究山区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他根据雅安地处平原、丘陵和高山结合部的自然特点，放眼全国，高瞻远瞩地提出把学校教学、科学研究重点转向山区的办校方针。在9月6日建院成立大会上，他热情洋溢地鼓励全院师生多研究山区，为山区资源的开发和山区农业的发展服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向山区的农林牧进军，使毕业生在专业上能全面掌握平原、丘陵和山区的农业知识，办出学校特色。”

到雅安不久，他便立即成立“四川农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抽调青年教师与他一道去王家沟、青原坪、麻岗山、甘家坝等地作了土壤、植被等多项考查。就在1956年秋天，他多次带领植物教研组的教职工以及林学系的同志去金凤寺，打算把金凤寺建成四川农学院的植物园。学院接管了原西康省农试站在姚桥的一大片水田，他又组织各学科的教师去作规划，计划着把姚桥农场作为水稻科研教学基地，要建立一个水稻研究所。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学校派出各专业教师对山区的土壤、植被动物、果树、蔬菜、作物栽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广泛的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以后的科研打下了基础。后来，他还带着各学科的教师，跑遍了芦山、宝兴、天全还有泸定的二郎山、康定的折多山，写成许多篇调查报告，出版了《山地农业科学》的刊物。他把省里的负责同志，包括科委主任，科分院的马识途院长都请到二郎山、折多山去考察，希望把那里建成自然保护区。他说：“把二郎山搞成自然保护区，折多山、营官寨再搞一个，四川农学院的农学、林学、畜牧就有坚实的科研、实习的基地了。”

1956年，杨开渠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被选为四川省科普协会副主席，担任高等教育部组织的作物栽培学编审委员会成员。1956年9月，四川大学农学院独立建院，他还被国务院任命为四川农学院院长。1957年，他被农业部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1959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一名科学家科研出成绩的同时，杨开渠还有着其他许多身份，他尽力在一切国家社会有需要的地方贡献着自己的能量。（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