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本网特别推出“口述历史”系列报道，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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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郭大智教授，男，1930年生，四川中江县人。1949--1953年在四川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毕业后留校。1956年3月任畜牧系教师党支部书记，1956年随校搬至雅安， 1960年在本校创立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并任主任。曾当选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理事、四川省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被聘为国家科委同位素专业组成员，省科协评为“四川科技精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退休。
“前身”活跃的党团工作
我1949年考入川大，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入党，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任教师党支部委员，1956年任畜牧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在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监察委员。1956年随校搬至雅安，1995年退休。
我想先介绍一下川农还在川大时的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川大当时很多工作都要靠党团组织来推动。成都解放前夕，川大地下党只有8人，其中有两人是农学院的，即黎中明和黄桂芳。大学前三年，我先后担任畜牧系团支部、农学院团总支和校团委的组织委员，花了很多时间在团的工作上。除了新团员发展、团干部选拔任用等外，还要分担学校的一些安全保卫、反特等工作。直到大学的最后一学期我才辞去了团内职务，投入学习。
1952年省委派了建党工作组来校开展建党工作，首先发展了一批团内干部，估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属农学院的有10多人，多数是学生。当时入党要求严格，我出身地主家庭，建党工作组的正、副组长作我的介绍人，在最后讨论通过的支部大会上，还要求我再次表明对地主家庭的态度——划清界限。畜牧兽医系共有3人入党，其中叶方银是教师。我毕业时川大只有两个党支部：行政党支部和教师党支部。我所在的教师党支部约20人，农学院党员占了近一半。支委会5人中有3人(黎中明、刘祥碧和我)来自农学院，我分工主管青年工作，兼任教师团总支书记。
解放初，四川高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那时党委和校行政领导的指示传达到系一级时，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省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特地到川大来，要求校领导探索如何加强系一级工作。1954年初，组织安排我为畜牧兽医系秘书，作系主任的助手。一段时间后，学校领导发现，我们系能比较好地贯彻党的指示，因为系主任陈之长、副系主任邱祥聘为人正直和善，责任心强，也善于接受意见。如我曾向系领导建议，青年教师下午最后一节课没事都参加体育锻炼。于是大家都响应系主任号召，每天下午五点到操场打排球、羽毛球等，整个系显得团结、活泼、有朝气。我还编了一个油印刊物，反映学校和系的教学、科研进展，寄给各地工作的毕业生，很受欢迎。副校长谢文炳对我说：“你们畜牧系搞得很好嘛!”
1955年初，校党委通知赵光荣(院党委副书记)、黎中明和我去省委宣传部开会，到会的有一些高校的负责人。杜部长说：“关于如何改善高校系一级领导的问题，川大现在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把党员派到系里当系秘书。这条经验可以给各高校作参考。”会后，川大对有条件的系都配备了系秘书。
1955年，省委宣传部派了高教处处长鲁光来校调研并协助党委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畜牧兽医系的党团员情况后，他十分惊讶：“畜牧兽医系有这么多党团员，这个系今后不得了!”那时畜牧兽医系有党团员近20人，川大还没有哪个系有这么多党团员。1955年农学院独立成立了党支部;1956年3月畜牧兽医系成为川大首个正式以系为单位成立的党支部，共有8个党员。成立后到迁雅安前又发展了几名党员。
我们毕业的年代，同学对待毕业分配想得比现在简单，全都写“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同班18人，大半被分配到藏区。当时藏区非常艰苦，班上有个女同学闵大诚，经常须骑马出去做防疫打针的工作，甚至要带枪防身，由于身体多病，她的两个孩子都没能养活，40多岁就请退回老家了。比我们高一年级的黄莫干，因吃半生的牛肉得了孢囊虫病，不治去世。另一位在道孚工作的农学系李姓同学，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中被叛乱分子残忍杀害。
学校迁雅前夕，农学院畜牧兽医、农学、林学三系加上政治课教研室、行政、工人共有党员40余人，团员约50人，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都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为川农大独立建院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迁院工作十分艰巨，但农学院要独立发展，川大校园面积有限。那时从成都到雅安路很窄，途中还要过河。车需开到船上，一船只能载3辆汽车，所以还要排队。早上8点出发，一般要6、7小时才能到雅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亲自到川大来给干部开会、做工作，动员教师服从安排。最初大多数人不愿意，后来是党员首先统一思想，再做团员的工作，再做群众的工作。杜部长也邀请了十来位老教授到省委宣传部去座谈，做工作。最终9月初学校按时在雅安开学了。
开启核技术应用研究
1957年全国整风反右，学校许多师生发表了川农不应迁雅的意见。省地委派来工作组，两三个月内就把数十名师生划为右派。那时我是畜牧兽医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我对一些教师本来是熟悉的，一些新近留校的毕业生也是我参与挑选的，他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了呢?我思想上转不过弯。
我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恰巧这年6月，复旦大学致函同意我去该校生理学教研室进修。一方面，我自省脑瓜不灵活，风浪中分不清方向，不适于当干部，另一方面我中学时代就羡慕科学家搞创造发明，就一再请求赵光荣书记让我去。后来终于获得同意，我如释重负，如不离开，我的政治前途恐怕也凶多吉少。
在复旦进修，听说从美国回国的吕家鸿先生在上海科学分院举办同位素技术应用培训班，我就利用复旦获得的名额参加了学习，发现这项技术能广泛应用于生物、农业、医药、环保等许多领域，就写信建议学校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室，得到了支持。
1959年初我一回校就开始筹办。校领导让我挑选10 个毕业生，建起了约180平米的实验室。1960年初，学校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正式成立。两年内，四川陆续成立了5个同类研究室，因为要保密，省科委就依成立先后分别命名，我们最先成立，就被命名为101研究室。研究室一开始是保密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工作。文革末期，研究室更名为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
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与校内外单位合作，陆续在动物营养、生殖、疾病诊断、植物营养、土壤肥料、农药残留、辐射育种等方面开展了核技术应用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列为批判对象。造反派把“走资派”赵光荣书记和我等9人一起押到农场去劳动。在雅安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混乱局势中，实验室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一个搬不动的铅室。
文革结束，研究室同志团结一致，又从头第二次“创业”。多方面争取课题，筹措经费开展研究。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我们没向学校要钱，用自己筹集和节省的经费分三次将实验室扩建至约800平米，由平房变为双层小楼，外加一个动物饲养室。其间，从建筑设计、监工到验收，都由研究室人员完成。
多年来国内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多只在作物辐射育种、土壤肥料、农药残留测定等方面应用核技术。比较而言，我们在畜牧兽医领域的核技术应用研究，在国内是做得最多的。全国核农学会开会，几乎都要我们发言介绍国内外核技术在动物方面的研究进展。
在教学方面，我们从文革结束起就为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开设了核技术应用课程。许多学科导师的博、硕士生作毕业论文要用同位素示踪技术，都到我们实验室来，在我们室老师指导下完成实验。如动物营养研究所的研究生，先后有20多人都在完成毕业论文阶段来我们实验室，并用到相关实验结果。
十年国际合作
1982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致函我国核工业部，邀请我国科学家参加一项关于应用核技术改进绵羊、山羊生产力的合作研究。邀请信和一套合同申请表在国内农业系统传递到多家单位。距离申报期限只剩一周，邀请函才送到了川农大。由于当时只有我们开展过相关研究工作，在省高教局鼓励下，我们联同养羊研究室填报了申请表。在时间相当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于1983年初成功获得IAEA批准。这是我国同IAEA签订的首项研究合同，而我国第二年1月才加入这一国际机构。
此后十年内我们相继同IAEA签订了4项研究合同和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动物生殖、疾病诊断、农药残留测定等。IAEA先后为我们提供了共约18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派谴技术专家，购买仪器设备，本室人员的科研访问及进修等。
1988年初，IAEA总部致函我国核工业部，委托我国主办“应用同位素研究稻-鱼生态系统中农药的残留”项目的协调研究会议，总结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谁来担当会议东道主，国内兄弟单位竞争激烈。尽管我校地处较不发达地区，交通也不便，但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较好地完成了两项研究合同，最终IAEA没有选择地处人间天堂杭州的浙江农大，而选择了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的川农大。
1988年10月会议在我校举行，这是我学校独立建校以来首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参会的除了IAEA和FAO官员，还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国内有关高校、研究院所的代表20余人。IAEA来华主持会议的J.C.Tjell博士参观我校研究室后说：“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钦佩你们在雅安建立这个同位素实验室的能力!”江苏农学院副院长龚荐说：“以前总认为我们华东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多，参观你们的实验室以后，觉得你们的工作很扎实，值得学习。”
在与IAEA合作研究的十年中，该机构定期出版的刊物持续报道了我们的研究进展。
郭大智在西澳农业部生化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