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本网特别推出“口述历史”系列报道，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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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陈可容，1928年出生，重庆开县人。1950年9月到1952年7月在西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1952年9月到1954年7月在四川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农学院畜牧系饲养教研室任教，1956年随校来雅，1996年退休。
学习的黄金时代
1950年，我考入西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9月，我们牧医专业30多名学生和杨凤、贾厚仲、史方苞、倪德光等老师乘着火车来到川大，没带任何仪器设备、牲畜，只带了简单的行李。
当时，成渝铁路还没完全通，走到一半，前方铁路还没修好，火车就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两天。到成都是晚上了，下了火车我们就坐上大卡车来到川大校园，开始了在川大的学习时光。
由于西南农学院师资不足，此时政治运动也很频繁，我们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基本没上过专业课，直到来到川大才开始了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当时，刘相模老师教我们家畜饲养、养羊学，肖永祚老师教我们养猪学、养牛学，杜逸老师教我们饲料生产，还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给我们补了一些以前没条件上的专业基础课。
我们也有实习场地了。川大有牧场，养了奶牛，有时还做冰淇淋。猪场有几个猪圈，规模不大，主要供学生实习和教师科研用。
到川大以后，基本生活条件也更好。以前在西南农学院，食堂还要学生自己动手搬米搬煤。在川大就有男女生统一的食堂了，食堂也大。为了照顾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川大食堂专门设有“白味席”，让不习惯吃辣的学生也能找到合胃口的饭菜。一个月伙食费就几块钱，不算贵。没有生活来源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完全能够补贴伙食费。1953年开始，全国高校学生伙食全部免费。川大食堂的伙食水平依然很高，菜品花样丰富。
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有很强烈的学习愿望，学习很努力，当过班上的学习委员和好几门课的课代表。记得上微生物课时，由于实验人员不足，任课老师忙不过来。作为课代表，我就帮助老师把实验用品摆放好，做好实验准备相关工作。
1954年毕业后，我留校被分配到杨凤老师任主任的饲养教研室任教。作为助教，我听各位老师讲家畜生理、家畜饲养等课程，参与带学生实验实习。独立建院前，杨凤老师委托化学系的端木道老师制定实验仪器设备购买计划。按照计划，大家买来天平和烘干、烧灰的仪器设备。之前，饲料分析的实验课都是化学系开的课，这是首次由畜牧系独立开起来的。
当时，川大开展了学习苏联的“新法考试”，杨凤老师的家畜生理课被畜牧系选为试点课程。所谓“新法考试”，即改变全部学生卷面考试的方式，由同学们一个个走进考场抽题，当场面对面坐在老师面前回答。由于我是这门课的助教，杨凤老师就先拿我“做实验”，让我当一回考生。我平时就在听这门课，也参与带学生实验，所以准备比较充分，回答得比较轻松，杨凤老师对我的回答也是很满意的。
动荡岁月的坚守
刚毕业时，我们就听说了要独立建院，地点是在成都狮子山，那里以前是学校的农场。谁知很突然说要到雅安，于是我们把实验物品装箱统一运走，按照安排来到雅安。起初，我住在原西康省干部宿舍的一排平房里，没过多久就搬到西康日报社。1956年9月，我被派到东北农学院饲养师资班学习。
1958年2月，我回到学校，许多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按照上级农牧结合的要求，我加入农学院孙晓辉老师为队长的队伍，下放到郫县红光公社。第二年春天，我被下放内江资中县银山镇猪场，杨凤、罗安治等老师就在这里劳动锻炼。
由于杨凤老师是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向来都是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但他从不管这些对自己的影响，在农村喂猪、扫圈、挑粪、种地，样样干得出色，只要有机会就会专注科研。
文化大革命时，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都停止了，猪场也没有人来。他把教研室的人都组织起来，到肖永祚老师的猪场搞仔猪补饲，研究仔猪的饲料，看什么时候、哪种配方对小猪的生长好。研究中，需要结合喂养配方，测母猪的泌乳率。虽然很麻烦，但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科研的严谨也不能有一丝松懈。
此外，杨凤老师还利用各种机会，联系地方畜牧局，带领青年教师办短期培训班，既服务地方又锻炼师资。我参加了新都县畜牧生产人才培养班。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杨凤老师和我讲家畜饲养课，杨朝麟老师讲遗传育种课，姚梦娟老师讲家畜繁殖课。
1959年，从猪场返校后，为了培养西南地区动物营养学科师资，学校开办了师资班。由饲养教研室老师主讲，从学生中选拔了一部分进行培养，学成后到云南、贵州等地农业部门服务地方。饲养教研室的老师们一直在奉献着自己。
三年困难时期，杨凤老师带领大家做四川猪的食谱研究。饲养教研室的老师们分为三组，奔赴绵阳、广元、南充等地，跑遍了四川的平坝、丘陵、山区。那时的交通基本靠走，到远的地方要坐火车，火车常常不准点，等到半夜火车才来。当时的食宿条件很差，农民接待都很困难。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棉衣、棉裤都爬着虱子，但也舍不得扔。
1979年，杨凤老师主持四川猪的饲养标准研究。春节过完，还未到正月十五，他带我前往成华猪场，做成华猪研究，作为四川猪的饲养标准研究的一部分内容。成都市畜牧局的严火贞和我一起“镇守”成华猪场。遇到母猪产子，工人都下班了我们也要守着。待大半夜母猪生产后，我们完成实验各项测定才放心离开。最终，四川猪的饲养标准研究成果获得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独立建院之初，学校只有农场有一栋猪舍。后来，学校把传染病人的隔离室拿给饲养教研室办公。隔离室对面有块空地，就修了一栋小猪舍，大家都叫它“猪公馆”。“猪公馆”有两个小实验室，另一半建了几个小型猪圈，可做小型实验。因为离办公室近，大家都觉得很方便。1986年，学校得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支持，引进了机械化猪场，教学科研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从猪舍到“猪公馆”，再到机械化猪场，养猪条件的不断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动物营养学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