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农大师生抗战事迹掠影
1943年抗战期间，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后，在报告中把农学称为四川大学的“最强的学科”。当时的川大农学院正是我校前身。“莫谓书生空议论”，创造这“最强学科”的许许多多师生治学同时未忘救国，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中，也曾用自己的方式，将个人生命融入历史大潮，谱写出一曲曲赞歌。
全体师生：不畏战火 贡献后方农业
1938年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后，日寇飞机接连轰炸重庆、成都。当年，日军两次轰炸成都，共出动飞机35架次，投炸弹199枚。1941年7月27日更是进行了成都大轰炸。这天，川大办公区、教学区、宿舍区以及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共127间房屋变成废墟，残垣破瓦，触目惊心。抗战期间，四川大学农学院就在这样的战火纷飞中，没有随学校大部分师生迁到峨眉山，长期坚持在九眼桥和望江楼一地办学。
1937年11月，农学院受四川省教育厅委托，代办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由杨开渠教授兼任校长，为四川省农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夏，农学院开设了农民补习学校、合作社各三所，举办乳牛、柑橘栽培、水稻螟虫防治及其他讲习会，宣传乡村卫生教育等。农学院的学子们还根据四川省建设厅的建议，分赴各县推广杨开渠研究的防螟害、丰产、质良的再生稻，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
杨允奎教授是我国作物数量遗传学科的拓荒者，抗战中，他在川大农学院农艺系任教并兼系主任，主讲遗传学、作物育种学、生物统计学及田间设计等课程，同时开展了玉米、小麦、豌豆的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在三、四十年代，先生利用他与美国农业部蒙里森教授以及他在美国的同窗好友后成为美副总统的华莱士的关系，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优良的玉米品种，用来和四川当地的玉米品种进行杂交，培育自交系。到1945年，先生及其同事先后培育出50多个玉米双交、顶交优良组合，增产幅度都在10-25%。玉米的大幅增产，为当时的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粮食支持。
时任农学院院长的曾省说：“本院同仁对于后方生产的农垦事业，向甚关心，总希望在危急存亡之秋，打通一条血路。”
七七事变前，四川交通不便、军阀倾轧，被视为西南“僻壤”。可1943年，李约瑟在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后认为，农学是川大“最强的学科”，而成都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农业中心”。八年抗战期间，四川以一省之力为全国贡献三分之一的粮赋，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这离不开当时川农人的坚持和努力。
莘莘学子：积极活动 抗日救亡
农学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抗战初期，农学院学子就开始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洪流，尽己所能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秋，为了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农学院学生动手参与缝制棉衣。仅用六天，他们和其他川大学生一起，共缝制棉衣1075件赠送川军，同时收集旧衣数百件赠送战区难民。另外，他们还赠送毛巾1200条和锦旗十六面，上面写着“为民族解放而抗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口号。
1937年在宣传抗战的活动中，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喻季姜等学生还曾遭反动政府逮捕。1938年底，农学院成立了党支部，罗贤举、蔡定炽、王秋成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为推动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同学们还组建了一些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成立了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全校性群众救亡组织——四川大学学生抗战后援会，主要负责一些抗敌宣传，上街演说、演唱、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抗日将士募捐。他们还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印制了传单、口号、漫画和国难地图等，前往温江、陴县、新都、新繁、德阳等地，在广大农村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
在抗敌后援会开展活动的同时，1938年，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立，共分为四个团，其中川大农学院和理学院学生为第二团，农学院学生喻季姜就曾先后担任该团的副团长、团长。他们利用少量经费和大家捐款，制作旗帜，在星期日走上街头讲演，教唱革命救亡歌曲，出演街头剧。
1939年2月，抗宣一团、二团发起义卖募捐活动。同年5月7日，以川大抗宣一团、二团为主，在成都市内举行了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火炬游行示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在全市引起了较大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9年川大组织学生暑假农村服务团，农学院学子以抗宣二团为组织也参与其中，并动员了大批进步学生参加。由于服务团内进步力量较大，经费又有保证，因而在开展抗敌救亡的宣传活动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青神县工作期间，适逢“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服务团举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火炬游行，群情激动，盛况空前。
除抗战后援会、抗宣二团外，农学院学子还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如1944年秋季创办的时事研导社，开初以剪贴报纸中揭露时弊的评论以及盟军反攻日本的图片为活动内容。农艺系学生张大成就是其中骨干成员，1947—1948年间还曾任该社负责人。
杨开渠：慷慨捐款 科学救国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不久农学院杨开渠教授便捐出了自己八月份的全部薪金260元作为抗敌费。当年，这些钱足以买到4.5头牛或大约2200多市斤熟盐。为此，“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第三次常委会议特别给予了杨开渠教授表彰。1938年，他又一次捐出了在四川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兼课的全部工资支援抗日。
其实杨开渠先生一生简朴，在女儿杨光蓉的记忆里，家中从未有过豪华家具，父亲杨开渠总是布衣、布鞋，甚至草鞋。但对于支援抗战等事业父亲却从不吝啬。抗战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工资、奖金和稿费捐赠出去。
让杨开渠这样做的是一颗爱国心。早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实科，因踏实勤勉，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校工作。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三省后，他出于民族义愤毅然抱着“科学救国”信念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一直重点进行双季稻的研究。1936年秋，杨开渠应聘到我校前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主讲稻作学，并主持稻作研究室工作。抗战爆发，为支援抗战，争取在“最短期内”获得粮食的增产，杨开渠又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再生稻上。
杨开渠曾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国家如此破碎，难道还忍心顾到逸乐吗?”“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顶天立地，艰苦卓绝，鞠躬尽瘁。我当牢牢的记住才好!”
贾厚仲：投笔从戎 抗日远征
贾厚仲是我校退休老教师中的一位，今年已92岁高龄，但一说起70年前参加抗日远征军的经历，老人仍激动得难以自抑。
1944年南京的冬天很冷，贾厚仲正在金陵大学读一年级。这时，传来中国远征军失利，急需征召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兵，以接收盟军援助的现代化装备的消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亡国了!我是中国的学生!”一时间杀敌雪耻、保家卫国的热血在胸中沸腾激荡。于是，贾厚仲留下一封请表兄转寄父母的信后，毅然报名参了军，当了一名远征军战士。
1945年，元旦刚过，贾厚仲随军从成都到新津机场，到昆明，再到印度，最后到缅甸，辗转来到了缅北，他正式成为了中国驻印军新22师的士兵。新22师是新六军的前身，正是这支部队在缅甸反攻战役中，给了日军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敌两万人，还缴获了该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3个字：中国虎!
贾厚仲编入驻印军时，缅北战役已近尾声，但日常训练出操他仍非常积极，就是一个托枪的动作，晚上睡觉前也要练上无数遍。印缅地区蚊虫肆虐，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不足以动摇坚定的报国心，“学好了本事，才好去打日本鬼子!”
回国后，贾厚仲成为新六军14师炮兵营一名士兵。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还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45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举行，贾厚仲所在的炮兵营三连，受命到南京城墙上放礼炮。贾厚仲被选定为在受降仪式上的21响礼炮中负责打响第一炮的炮手。
颜济：慨然从军 保家卫国
颜济，1924年农历5月12日生于成都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颜楷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推为领袖，成为四川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颜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
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几乎伴随了颜济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对那时的他来说，抗战影响最大。他就读的华西协和中学就因战火而迁到了温江乡下;跑空袭警报是家常便饭;学生活动就是参加学校剧团宣传抗日;因为是教会学校，唱的除了圣诗之外都是抗战歌曲;最关心的也莫过于报纸上各种抗战消息。
当时为避战火，数十所高校纷纷内迁，四川成为迁入高校最多的省份。颜济中学毕业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牙科。1944年，日军攻陷贵州独山的消息传来，“大后方危险”!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群情激奋，成都华西坝一时掀起了“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高潮。此时，成都开始征召抗日远征军，同时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也到成都招收飞行员。在母亲支持下，还在牙科二年级学习的他毅然报考空军，投身抗战行列，成为了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班第24期学员。
在昆明接受着严格的飞行训练约一年，抗战胜利，颜济才离开空军，重返华西大学学习，改学农学，后随全国院系调整进入我校工作。
忆及当年，颜老说：“当时没想太多，日本人打来就觉得应该反抗，去参军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