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6年成立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到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再到公立四川大学农科学院、四川省立农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直至今日的四川农业大学，百十年来,无论校名如何改变，爱国报国一直是川农大人永恒不变的精神底色，红色基因在川农大的血脉中代代流传。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川农大人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浪潮中川农大的进步青年从未缺席。他们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抛洒一腔热血，奉献满怀赤诚，付出了最美的青春。
时值清明，我们谨以英烈们的故事纪念他们逝去的美好生命，走近他们的灵魂，传承他们的精神。
“五四”以后，进步运动和思潮不断深深影响着四川文化教育界。1920年8月，四川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最早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王右木，来到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兼任经济学教员。他的到来，开启了川农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川农大精神”中的“爱国”内涵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内容。
王右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理想，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留学期间，他与李大钊、李达等结识，与进步学者来往密切，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影响。
1918年秋，王右木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家乡，他拒绝了填补省议员位置的机会：“我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现在我从日本回来，当然是准备去革命的。准备和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道，共同努力，摧毁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
他以多所校园为基地开展活动，利用课堂深入浅出地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常听他的课，学生会潜移默化地逐步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树立起革命观念。他经常教育学生关心政治，注意时局，多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不读死书。一次在我校课堂上，他抨击当时空喊“实业救国”的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受他影响，不少师生加入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大量阅读社会主义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
1921年冬，他指导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至迟在1923年上半年，我校成立了下属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支部，成为当时四川省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之一。
1923年10月，王右木成立了党在四川最早的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
1924年7月,他参加党的会议从广东步行回川，沿途进行社会考察和革命宣传，行至贵州境内不幸被当地军阀发现，遭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为王右木烈士家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书,纪念他短暂而伟大的革命人生!
她是最英勇无畏的革命者，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心中的女英雄。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为了革命的胜利，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是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生于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在这里，她在地下党员戴克宇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特务跟踪，她1944年转移到成都，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就读于植物病虫害系，次年转入农艺系。
江竹筠进入川大的时候正是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兴起之时，党组织要求她以隐蔽为主，以普通学生身份做好群众工作，主动配合学校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遵照这个要求，她既是本系学习最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之一，又是学生运动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
江竹筠作为一般成员参加了“女声社”和“文笔学会”两个进步社团，进而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成员，但都没有担任领导工作。她避免在学生运动中处于显眼位置，而是密切关注着运动的整个过程，发现了问题就与同学以相互商量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语调谦和，很有分量。
1946年暑假，为了配合丈夫彭咏梧的工作，经党组织决定，江竹筠不再回川大，留在重庆做彭咏梧的助手。离开川大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具体负责组织领导了重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声援南京“五·二○”血案受害师生的学潮，同时还为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递送稿件和组织发行。
1947年秋，江竹筠和彭咏梧前往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牵制国民党兵力，开辟第二战场。此次暴动计划在初期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随后遭遇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围攻，彭咏梧在领导队伍突围时壮烈牺牲。江竹筠闻讯强忍悲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继续在下川东战斗，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许多党员的信息她都掌握着。在1948年6月，由于遭到叛徒出卖，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见她是女同志，敌人本打算在她这里打开缺口，没想到却遇上了最硬的骨头。在狱中她受尽了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面对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名单）是没有的。”她的不屈保护了下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大批地下党员的生命。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对在押革命者的大屠杀中，江竹筠牺牲在歌乐山电台下的刑场，时年仅29岁。
今天，滔滔嘉陵江似乎仍在吟唱难友们为江竹筠所作的诗歌：
胡其恩1919年生于成都，自幼聪明过人，四岁入学后成绩一直极为优秀。中学时期，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高中毕业这年，因不满学校为国民党反动官员举行纪念会，胡其恩和20多位同学奋起反抗，遭到开除。后在家长的严正交涉下，当局才让他以另一所较差的学校的名义毕业。
1939年胡其恩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两年后因父亲生病，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在校期间，对《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大量进步书籍的阅读，给了他革命的熏陶。
踏上社会后，胡其恩仍坚持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大事。1942年春，进入成都农民银行工作的他仍坚持订阅《新华日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中。他把自己的宿舍叫做“解放区”，邀请进步青年前来收听延安广播，激励他们追求进步。在特务捣毁《新华日报》发行点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取报纸给朋友们看，让大家了解解放区和解放军的情况。
1946年初，胡其恩加入进步团体“成都职业联谊会”，常听知名人士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参加被蒋介石杀害的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的追悼大会，参加母校师生举行的反蒋、反美活动。
他的行为遭到反动当局注意，1946年冬，他被调往南充工作，半年后又被调往重庆北碚地区。在特务多如牛毛，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胡其恩仍与成都的进步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1948年4月9日，发生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屠杀请愿学生的“四九”惨案。他写信慰问母校在惨案中被迫害的同学，对受伤住院的同学予以援助。不幸的是，他写给母校同学的慰问信被特务截获，他向香港书店邮购进步书籍的汇款单也被查出。1948年5月14日，胡其恩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
狱中的胡其恩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即使在狱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信“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正是这种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形势的清醒认识，支撑着他参加了狱中难友们的各种斗争。他还担任单线传递消息的秘密联络员，为共产党员余祖胜（《红岩》中的余新江原型）与难友们传递消息。
1949年11月27日，胡其恩和渣滓洞烈士们集体遇难。多少年过去，幸存的难友们仍清晰记得他传递“百万雄师过大江”喜讯时，用“万炮齐轰”来形容伟大的胜利时刻，带给大家巨大震撼和鼓舞。那张洋溢着青春的脸庞，满带喜悦的神情永远留在了大家记忆中。
黄宁康1905年生于岳池县一个小康家庭，在他44年不长的一生中为了党的事业，奋不顾身，曾四次被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斗争。
1927年，他考入川大农科学院后，很快加入了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协进社”，成为其中骨干。
1930年春，在少城公园举行的抨击蒋介石和地方军阀集会上，黄宁康带头高呼口号，带着游行队伍不畏密布的军警，一路向省政府前进。事后，黄宁康写文揭露军阀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并作为学联代表与当局交涉，但被恼羞成怒的军阀抓了起来。在成都大、中学生的抗议下，他才最终获救。
黄宁康的出色组织才能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经多方考察，黄宁康被吸收为共产党员，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战斗生活。
1932年，从川大毕业后，黄宁康被组织派往南充地区。他利用教师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斗争，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了轰动全川的“升钟暴动”。黄宁康却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严刑拷打下，他仍坚守党的秘密。因找不到证据，几个月后敌人只好把他释放。
出狱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改派他到岳池发展当地党组织。他团结和发动青年，组织打击反动派统治的“反统考运动”，改组了岳池县党团组织并担任中共岳池县特支书记，使党组织趋于健全，战斗力更强。但这时，他又一次遭叛徒出卖。被捕后，黄宁康抓住叛徒弱点极力周旋，弄得叛徒在敌人内部很狼狈，最终让自己逃脱虎口。
黄宁康出狱后没找到党组织，被迫远走涪陵、垫江、长寿等地以社会职业做掩护。每到一地，他都一边设法寻找党，一边发动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做抗日救国宣传，团结群众做斗争。因而每到一处不久，他总会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加以防范，借故解雇。
10余年后，1947年5月，黄宁康终于联系上岳池工作负责人蔡依渠，重回党的怀抱。在组织安排下，他一边做好统战工作，一边为即将发动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做准备。他奔走南充和岳池之间，做中上层人士工作；他卖掉私产，为起义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
1948年，黄宁康因成功营救蔡依渠而被敌人侦查、监视，8月不幸被捕。在岳池狱中,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但他绝不吐露丝毫党的秘密。敌人抓来他的妻子,妄图以夫妻之情软化他的革命意志，黄宁康强忍悲痛，再三劝慰泪流满面的妻子：“不要为我难过，既然又落到他们的手里，不过一死而已。”
1948年10月，黄宁康被转押至重庆渣滓洞监狱，一个月后壮烈牺牲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他用44年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奋斗之歌。（吴孟洁 整理）
何懋金：把青春献给党
从抗日救亡到解放战争，激荡的浪潮中总有他年轻的身影。32年的短暂人生里，他撞响华西坝的钟楼发出不屈的呐喊，他成立歌咏队歌唱新中国的黎明。他就是我校前身川大农学院农经系学生何懋金。
1917年，何懋金出生于万县河口乡，高中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何懋金积极参加学校的“抗日歌咏队”，发挥能拉会唱的特长在校内外宣传抗日。寒暑假回乡，他又发动乡里的青少年学生组成“抗日救亡促进团”，教唱救亡歌曲，排演街头活报剧、画漫画、出版报，并到多地巡演，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筹募捐款。
1944年，他抱着立志改革农业的愿望，考进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农经系。他与进步师生探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并在党中央派来的老党员带领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首批成员和积极分子之一。
日本投降后，他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就读。在此期间，他发起成立“离离草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党的主张。同一年，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内战全面爆发后，何懋金一直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47年，他在校内发起成立“黎明歌唱团”和“秧歌队”并担任负责人。他出钱为歌唱团买钢板、蜡纸、纸张，选进步歌曲，组织积极分子分头印刷，还亲自去校油印室与工友一起摇油印机。他教唱《跌倒算什么》在同学们心中燃起了不熄的火焰。他们甚至在成都市区新新新闻大厦举办了一场反响热烈、远超预期的募捐义演，并因此被反动当局严重警告。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川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何懋金工作积极，在党内和同学中都有较高的威信。受组织委托，他还兼任“民协”领导工作，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有生力量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四·九运动”爆发时，何懋金是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川大游行队伍到华西协和大学时，该校进步同学被校方阻挡在教室里出不来。他爬上华西坝钟楼，撞钟鼓动，华大同学趁势冲了出来，与川大队伍汇合一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并暴力镇压，进行新闻封锁。何懋金又带着通电和血衣、照片去重庆活动串联，争取全川、全国人民支持，大造声势。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王陵基不得不无条件陆续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发放了平价米。事后，当局巧立名目传讯革命学生，何懋金又不辞辛苦，不怕牺牲，日夜奔走，掩护黑名单上的同学撤退。
同年7月，他受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遣，回家乡以工作队形式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他组建“川东工作队”和党支部，各工作队成员分头在各自家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
1949年3月，因叛徒出卖，何懋金在万县河口被捕。他受尽了毒刑，致手残、眼瞎，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同志。1949年11月27日深夜，特务们突然从牢房两头用机枪扫射。何懋金从上铺跳下来，伏在下铺难友身上，使难友幸免于难，自己则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2岁。他一生虽短，却厚重无比，祖国和人民永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奉献的热血青春。（席雨寒 整理）
在轰轰烈烈、慷慨就义的十二桥烈士当中，有这样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短暂的一生中，他默默为党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他就是张大成烈士，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44级学生，一名普通而又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张大成来自郫县（今郫都区），1944年考入我校植物病虫害系，翌年转入农艺系。一向嫉恶如仇的他，很快投入到如火如茶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同时参加了当时校内重要的进步社团“自然科学社”和“时事研究社”，并被同学们选为“时事研究社”社长。
他渴望加入党组织，但当时学校党员少，活动隐蔽，于是1946年夏他经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张大成的二哥在国民党“六二”大逮捕中不幸被捕。他得知后没被吓倒，反而主动请战，把二哥曾领导过的郫县民盟小组和读书会重新加以组织和发展，一边兼顾郫县民盟工作，一边在学校参加斗争。
1948年秋，张大成毕业回郫县简明女中教书，一面对广大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一面团结有正义感的教师与地方封建势力斗争，因此遭到当局解聘。但很快，张大成的二哥领导过的民盟小组和读书会又被他重新恢复起来，革命地下活动日益发展。
川西地区党组织注意到了张大成的革命活动，派人联络张大成。他开始为党工作，并于1949年5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他热泪盈眶，表示要为党献出一切。此后，张大成根据组织指示，到灌县（今都江堰）中学任教，在该校设立联络点，接待成都与灌县间来往的党员。他团结进步教师，合办英语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性质和党的正义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油印了两期小报，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1949年8月，因有党员出事暴露了灌县中学联络点，张大成撤退不及，于10月12日被国民党灌县特委会逮捕，很快押送成都，监禁在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监狱。
特务严刑逼供，妄图从他身上打开口子，破坏岷江上游一带的党组织。但就算用尽了各种酷刑，甚至打断了他的一条腿，也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丁点有用情报。面对这位坚强如磐石的共产党员，特务们束手无策。拷打无效，他们又假惺惺告诉张大成，只要写份“悔过书”就可以出狱，张大成却丝毫不为所动。1949年12月7日深夜，成都即将解放的前夕，张大成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就义于成都外西十二桥畔。
张大成的坚贞不屈，保护了岷江一带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岷江支队，使之未受任何破坏，后来成为配合了川西地区解放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秋，22岁的杨家寿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畜牧组。家庭经济困难的他在学校常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过着简朴的生活。
杨家寿入校后，立即被正在兴起的革命学生运动吸引，先后参加进步学术团体“离离草社”、“黎明歌唱团”和“自然科学研究社”，成为其中活跃分子，并被接受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成员。
在学院，他组织起“十人读书会”，阅读革命书刊；其他同志一起，建立级理事会，把同年级80来个同学都团结起来。在他的组织下，农学院的进步力量在斗争中壮大起来。
1949年春为迎接解放，杨家寿4月底毅然放弃即将举行的毕业考试，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离校下乡。临行，他一样东西都没拿，不露迹象，一个人悄悄奔赴新的战场。
他被安排在邛崃县西北临济乡工作，开始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不久，他又被派到烈属家里充当雇工，他学着下田栽秧、喂猪打杂，还常访贫问苦，扎扎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很快打开了当地农运工作局面。
邛崃临济地区是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活动的主要地带。党组织先后多次派同志来此地加强工作，建立中心工作组，杨家寿也是中心组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又担任了游击纵队下属的“名邛大队”副指导员，负责整训队伍，配合解放军战斗。此后，他先后参与了和保安团、地方恶霸、国民党残部等势力的激战。一次次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头参加突击队攻打碉堡；面对大股敌军的炮火猛攻，他率部英勇反击。
1950年川西各县相继解放，他被任命为邛崃平落区副区长，开展征粮剿匪，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每天只有两顿盐巴拌饭支撑着他白天跑路，晚上开会，生活极其艰苦。他眼里布满血丝，双脚长满冻疮，仍扶着手杖坚持东奔西走干革命。邛崃历来土匪特别多，此时土匪与恶霸地主、袍哥势力勾结作乱，他们仇恨杨家寿，悬赏大米二十石捉拿他。
1950年1月22日，土匪发动暴乱，邛崃县城被围。杨家寿等率领的队伍被好几股土匪包围，当天不幸在老乡家中被搜捕的土匪发现并杀害，时年26岁。
杨家寿牺牲的消息传到农艺系同学中，大家同声哀悼，每年老同学集会都要回忆他。同学们在他当年的照片后题词：“他创造了人民的春天/他却在春天里长眠”。
1923年，曾廷钦出生在井研县一个破落封建家庭中。哥哥参加革命活动留下的日记是她的革命启蒙读物。当1945年秋，她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蚕桑系时，正是校内进步学生运动活跃之时，这对于从小就受进步思想熏陶的曾廷钦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通过与农学院进步同学接触，她逐渐加入到了革命学生运动中，成为了进步学术团体文艺研究会的会员。1947年冬至1948年春开展的“助学运动”中，她被编入以“文研”会员为主的助学队，连续几星期参与宣传讲演和义卖，深入街巷逐户宣传。曾廷钦很瘦弱，但她从无丝毫懈怠，大家劝她休息，她坚决要和大家一起战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夏，川大党组织根据川康特委指示，派已毕业的曾廷钦以高笋乡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到沐川马边河据点工作，到农村去发展和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她勤恳踏实地在师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经过群众工作的实践和考验，她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0月，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在沐川马边河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以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截击国民党部队溃逃残部，实现马边河地区和平解放。根据组织安排，曾廷钦12月初来到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川西南军区所在地舟坝师范学校，参加了革命武装的准备工作。不久，她又接受安排，到沐川县城向县委报道。考虑到她瘦弱，县委领导本打算留她在县城机关工作，但她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就这样，她被分配到了四区征粮工作队，到高笋乡做群众工作，深入乡村宣传《共同纲领》《约法八章》，使当地在和平解放后，保持了平稳的局面。
1950年春节后，征粮工作亟待展开。而高笋乡的恶霸、匪首等也在蠢蠢欲动，暴乱的图谋日见端倪，气氛日趋紧张。2月中旬的一天，工作队在高笋小学召开征粮工作大会。恶霸们暗地里把高笋小学和各个场口包围起来，并且突然上前把工作队同志捆绑起来，拖到外面早挖好的土坑前。大家毫无畏惧，沿途义正辞严地怒斥匪徒。恼羞成怒的匪首下令先把两个外地同志杀害，接着又对曾廷钦等威逼利诱，妄图使其屈服。没想到，瘦弱的曾廷钦面对屠刀竟毫无畏惧，还冷静地大声安抚在场群众：“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江山稳如泰山。”同时正告匪徒：“只有向人民缴械投降才是出路，血债要用血来偿还。”黔驴技穷的匪徒终下毒手，将曾廷钦残忍杀害并推下深坑。
壮烈牺牲的曾廷钦此时年仅27岁，在场群众无不痛哭失声。今天，沐川烈士陵园有她大义凛然的塑像，在她的家乡井研，人们总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纪念她。
李树成：民主改革的先锋
四川因紧邻藏区，早在1912年开始学校就曾在当时的大专部分特设农业殖边科，有意识为边区开发输送人才。因此，除了牺牲在革命时期的川农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川农儿女投身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奉献青春热血,李树成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李树成1925年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视高公社反修大队，家中兄弟姐妹共4人，李树成为长子，下有两弟一妹。其父在镇上经营着一间小铁匠铺，因勤劳踏实，生意不错，家中小有积蓄后购有100多亩土地，母亲及几兄妹就在家务农。勤劳的家人为李树成上学提供了经济保障，他顺利从小学念到高中，最后考上了私立成华大学。按照人生的惯常节奏，1947年李树成结婚了，次年女儿王琼出生，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孩子。
解放后，李树成大学学业尚未完成，但家中土地多数分给了穷人，经济上无法再支持他继续上私立大学，他因此转学到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学专业。学生时代的李树成性格内向，酷爱读书，一有空闲即手不释卷。
1954年大学毕业的李树成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的决定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随后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乾宁县（现道孚县）任农牧站副站长。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竟成了他与父母兄弟、妻子女儿的永别！
1955年12月,西康省已撤销并入四川，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在甘孜藏区实行民主改革的议案，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以及地主、喇嘛寺庙、富农封建剥削的高利贷,解放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次民主解放具体计划的是1956年2月10日前,开好干部会议并训练积极分子；2月10日左右把干部派下乡去；2月中旬至4月中旬,康东、康北各县通过发动群众“吐苦水”、“挖穷根”,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掀起运动的高潮”。李树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到了乾宁县瓦窑村进行民主改革的前期政策宣传。
当时的乾宁县，有人对民主改革政策不了解，怀着深深的恐惧心理，有人挑拨民族关系，有人吃酒盟誓，订立攻守同盟，尤其是当时的藏族上层和喇嘛认为民主改革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屠刀刺向了与他们利益不一致的人们。
1956年4月4日的凌晨，民主改革工作组的同志大多还在梦乡，他们暂住的房屋就被手拿砍刀的“土匪”包围，这些人破门入室后，见人就砍，砍死了还不解恨，还把尸体肢解扔进附近的一条江里。事后得知，除了有一位同志因早起提水躲过一劫外，其余人无一幸免。等其他人赶到的时候，房屋里唯剩满地鲜血。牺牲时李树成仅仅31岁。
和李树成同时期牺牲的还有一位赵普民烈士也是川农人。赵普民是四川省蓬溪县人，生于1932年，乾宁县农业试验站干部。1954年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兽医专业学习（调干学生），1955年因病仍回乾宁县工作。1956年4月，他在俄底乡民主改革中被叛匪杀害。
李树成、赵普民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的榜样。他们牺牲后，都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字都被镌刻在道孚县八美镇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供后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