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救国之道的探索
杨开渠，号顽石，1902年10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齐鲤乡全堂村。因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杨开渠靠半工半读进入杭州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在校期间加入报国工业会，立志工业强国。1924年，经校长许炳堃介绍，杨开渠至杭州大有利电气公司任检表员。此时正值国共合作北伐时期，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杨开渠参加东路军政治部宣传队从事宣传工作。后返回电气公司工作，并于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之后，因国共分裂，中国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8月，杨开渠离开杭州经上海赴日留学。
杨开渠。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因杨开渠早先毕业于工业学校，故在日留学时首选工科，但后来他考虑到中国以农立国，发展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杨开渠遂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学习。从此，他弃工从农，立志以农强国，以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留日学农之余，杨开渠还广泛地阅读、关注和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与人文作品，后翻译出版日文著作多部，包括《文学十讲》《人口问题概论》等，他还与著名红色作家夏衍(本名沈端先)合作翻译了苏联著名小说《沉醉的太阳》。正是基于对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了解，杨开渠对日本蚕食中国的侵略意图极为担忧，一直在积极构设抵日之道。因杨开渠留日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即被老师近藤万太郎留在其主持的育种研究室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我国东北，杨开渠义愤填膺，毅然辞谢了老师的挽留，回到祖国。回国后，供职于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讲授“农学大意”等课程，并开始在杭州试种双季稻，同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杨开渠部分翻译作品书影。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抵日构想
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东北的日本对关内虎视眈眈，陈兵备战，其图谋中国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在浙江任教的杨开渠怀着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深深忧患感，开始公开发表文章构设抵日之道。
1933年，杨开渠发表《英日在世界的经济战》，开篇即言：
帝国主义间的冲突，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愈形尖锐化，这是谁都知道的。但一般的推测，以为日美间或日俄间的战争，因了这满洲事变，不久就要实现的，自然，日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间的冲突，迟早是免不了的。可是以世界市场的观点，来观察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原本是世界市场的争夺战一一那英日间在世界市场的对立，比日美间或日俄间更为显然，而英国对日本的妒恨，比俄美对日本的妒恨更为甚，这在日印通商条约的废弃上看去，是很显然的。总之，现在英国对日本的妒恨，恰和世界大战前对德国的妒恨一样。
该文认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英日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矛盾越来越尖锐，且英日较日美和日俄间的矛盾更突出。杨开渠敏锐地观察到，日本犹如“一战”前的德国，与美国及苏俄间的战争最终无法避免。后来“二战”爆发后的英日经济和政治关系及世界战争格局走势，也充分证实了杨开渠预言与洞见的正确性。
1934年，杨开渠针对日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日益紧逼形势，再次公开发表《各国排斥日货方法述要》，纵述各国排斥日货的政策方案，以期对国人抵制日货有所支援。
近数年来，日本货品挟其廉价的工资，新式的机械，优厚的资本，更利用其汇兑的低落，如怒潮般扑入世界各国市场，以极度的廉价，扰乱了各帝国主义已得的地盘，使英美及其他各国的资本家手足无措，现在已成为正恼着贸易不振的世界各国所共同嫉视乃至恐怖之地了！各国为保护自国的贸易，现在都用种种方法抑制日货输入，其间大致可分为设定防止汇兑屯并税，增高关税，采用输入比例制及其他制限，禁止输入，管理汇兑，贸易国营，取消通商条约等种。
在《各国排斥日货方法述要》一文中，杨开渠对众多国家，包括法国、加拿大、菲律宾、印度、埃及、荷兰、德国、土耳其等，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而限制他国商品倾销的种种措施予以罗列分析。在当时中日经济关系冲突激烈，国际矛盾暗流涌动的情势下，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日货，杨开渠对排日经济方法的梳理对比，绝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希冀能从中找出中国抵制日货的有效方案，从而保护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无疑彰显出他的一片拳拳忧国之心。
(三)《稻作增收计划书》——抗战时期川省农业增产的系统谋划
1935年，杨开渠经金善宝先生推荐至重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今西南大学)任农业教授，讲授稻作学、麦作学。他在任教期间，通过对四川地理环境的调査，提出改革四川稻田耕作制度，种植双季稻、旱稻等建议，并且率先开展双季稻、再生稻的栽培事宜。
1936年秋，因国立四川大学时任校长任鸿隽高度重视聘请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作为当时的知名水稻专家，杨开渠在1936年9月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主讲稻作学课程，并开办和主持稻作室(稻作室今为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稻作及米谷理论之与实验讲稿。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赴川任教后，杨开渠见四川有大量的冬水田没有有效利用，于是便将如何开发利用成千上万亩冬水田，提高稻谷产量作为其首要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目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以下简称《稻作增收计划书》)一文，以民族危机加深，四川成为最后根据地为视角，提出了改革四川稻田耕作制度，试验种植双季稻和旱稻来提升粮食产量的一系列建议。
杨开渠在《稻作增收计划书》中开篇即大声疾呼：
四川为吾中华民族复兴最后之根据地，现已为人所共知，愿所谓民族复兴根据地者，不仅以其地理的进足以取退以守之优越条件，且须具备一切立国之要素。此等要素中，粮食之充裕，实为最重要之前提，固无待言，然四川之粮食，现今最宜注意者。本文之论列，即为此二问题。
作者于去年二月应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聘，来川任学院农业系之稻作学科，至今适为一年，在这一年中，所见所闻，恨甚有限，然已觉川省之稻作，其栽培方法，实大有改进之可能必要，且急宜加以研究，俾诋于成者，今当国家危亡之际，尤不敢知而不言，故不揣鄙陋，谨抒所见如后。
杨开渠认为，要想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进足以取而退足以守，粮食的充裕是关键。他根据来川后的调查实验，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川稻作生产制度及栽培方法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在当前国家危亡之际，这种改进至关重要。
杨开渠在文中预见，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届时必将有大量战区民众拥入四川，但四川稻米产量并不乐观，极易引发生产生活秩序的混乱。若不能有效应对解决，则四川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仍然有可能因粮食问题诱发内部分裂，从而使日本侵略者窥得攻破巴蜀大门的缝隙。据此，他认为须先搞明白相关农作物的性状来提高四川粮食产量。事实上，杨开渠曾利用在重庆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教学闲暇，与学生一起对川省稻种的特性进行了初步调查，通过调查认为，虽然川省气候温和，少有自然灾害与虫害，但是稻作栽培技术方法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水平，尤其是水稻一熟制，更没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地力，是一种极大的农作物产能浪费。
从《稻作増收计划书》全文看，杨开渠的川省粮食增产设想是全面系统且契合川省实际的，该文一经发表问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主持四川稻麦改进所的杨允奎阅读此文后，为其卓见而共鸣和折服。1937年，杨允奎在泸州开设了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场开展双季稻实验，并邀请杨开渠合作，就此拉开了川省种植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序幕。
(四)于民族生死关头再觅产良方一一再生稻栽培
1937年底，中国已在日本侵略者猛攻势头之下沦陷大片国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华民族危亡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
据不完全统计，1937～1938年间，中国沦陷的土地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以上，战火殃及之农田多达40多亿公亩。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沦陷区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1.3亿人左右，至于畜力仅耕牛一项的损失，就有800多万头，约占全国耕牛总数的2/5；在农业产品方面，稻谷损失19％，小米损失80％，大麦损失42％，小麦损失55％，大豆损失19％，高梁损失77％，甘苔损失24％，棉花损失71％，花生损失58％，烟叶损失31％。
此时，杨开渠在《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陡然紧迫而无法实现。具体说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社会动荡，国内粮食产量锐减，国外进口粮食的渠道被切断。杨开渠无奈之下，只得放弃之前所构想的中长期增粮计划，转而另觅得“收真正实效”“行得通”的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1937年10月，杨开渠正式提出一年之内的紧急增产计划——再生稻种植，以期缓解当前抗战严峻形势下的粮食危机，并呼呼后方的农业科研工作者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努力奋斗。
根据杨开渠的计划和建议，再生稻应率先在四川地区试植，然后在长江流域推广。再生稻种植成本较少，但每亩预计却可增收75公斤水稻，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来说无疑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可解燃眉之急。此后，杨开渠对再生稻展开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还专门编写了《再生稻浅说》一文，供对农民群体普及推广使用。杨开渠因其在抗战时期对再生稻的研究，目前被农业史学界视作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再生稻，并且是研究得最全面和最深入的科学家。
之后，杨开渠于1941年育成了优良品种“川大洋尖”，该品种不受螟害影响，且丰产质良。为此国民政府农林部还专门补助了杨开渠水稻研究经费1.2万元。此后，杨开渠还选育了“川大白节子”“川大白脚粘”等水稻良种，均在四川省推广后增产明显，受到一致好评。
杨开渠选育的“川大白节子“川大白脚粘”等水稻良种。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除去水稻增产的农业科研工作以外，杨开渠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生活与工作，也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彰显出时穷节现的卓越风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前线军民浴血奋战，杨开渠深受感染，曾捐出1937年8月份的全部工资260元，支援前线抗战。为此在当时还受到了国立四川大学的表彰。1938年，他再次将兼课的全部薪资捐献支援前线。在其家乡浙江沦陷后，他的夫人和孩子辗转来到四川投奔，同事们劝他去重庆迎接。他却认为，国难当头之际，应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上去，为了私事而置公事于不顾，是不应该的。他说：“前线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谁曾顾及他们的家呢？”结果最终只是去成都车站接回了夫人和孩子。
20世纪30-40年代，杨开渠还曾为家乡赈灾和办学捐赠了自己多达数千元所有积蓄，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1948年，为支持华阳一所农民子弟学校，他拿不出钱来，就举办了一次菊花展览(杨开渠一生酷爱菊花，尤擅培植菊花新品种)，将办展所得全部捐赠。
杨开渠办菊花展照。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审查国情，毋因利而忘弊，勿以私而废公，随时势之变迁，制适当之对策，则必能排万难，挽危机，徐图独立自由之实现”，这是杨开渠曾在《救国之道》(1939年)一文中的“夫子自道”。他一生也正是如此实践的，从未局限于一人之得失，而是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对国情适时审视，趋利而不忘弊，遂时势之变迁，造适当之对策，于紧要关头立志挽民族于危机之中，徐图国家的独立自由。（来源|《丹青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 潘坤等|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