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田间走进车间,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造成务农人数不断减少。代表和委员们建议,应从现在开始,真正重视培养新一代农业工人,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3899”在农村挑大梁
“农村愿意种地的年轻人不多了。”新泰市新汶办事处孙村社区党委书记牛宝伟代表说,现在很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都是“3899部队”(妇女老人),年轻人或者上学走出农村就业,或者到城市里打工,愿意做农民的人越来越少。
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任正隆代表说,种田的主体是老人,因此在很多农业新技术推广上就会遇到困难,这让搞了一辈子农业科研的任正隆忧心忡忡:再过十年,谁来给中国人种粮吃?
滕州市张汪镇大宗村党总支书记宗成乐代表认为,当前家庭承包、小规模经营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土地经营的主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家维持,致使土地粗放经营的问题日益严重。而土地粗放经营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更严重阻碍了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拉大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比价,形成了“土地粗放经营—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在农业的健康发展道路上埋下了隐患,这个苗头应该引起重视。
如何应对农产品高成本
“仅仅半年的时间,小麦价格已经翻了一番。”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说,农业进入“高成本高风险时代”,而农民收益问题应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除了游资炒作的因素外,农资价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农产品涨价的一大原因。但农产品的涨价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傅企平建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特别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生产资料补贴以及农业科技投入。同时,防止农业效益更多流入非农环节,避免人为打压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
任正隆教授认为,人们不愿种粮,源于种粮基本无钱可赚。而我国多年形成的粮食价格倒挂问题影响了种粮收益。任正隆说,解决倒挂有两种方案:要么形成市场价格机制,要么直接由国家拿钱补贴种粮人,提高种粮的积极性。“美国的粮食生产就是百分之七十靠国家补贴,这条经验对我们同样适用。”任正隆说。不过,他更倾向于前者。任正隆认为,由于中国粮价较低,种粮大户和农业集团公司效益低,现代化农业的阻碍很大。“在未来五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让粮价恢复到成本之上,应该比补贴更可行。”
农业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稳定种粮面积,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必须强化农业保险的功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局长任建国代表认为,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任建国说,一般的纯农业大县往往都是财政较差的县,我国目前倡导的农业保险是中央、省、市、县四级补贴体制,事实上很难得到县级财政的配套支持,可改为中央和省两级补贴,直接拨付到位。
城镇化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良好契机
“农民增收主要靠两块: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补充大量农民工,与现代化农业争夺人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总体看利大于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认为,总体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是富余的,大量人力转移出去,农业生产规模就可以扩大,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工业化、城镇化完全可以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从分散的小农经济走向集中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莱芜市市长马平昌代表说,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增加资金投入、培养新型农民。在操作中,莱芜市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探索。莱芜市将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农民用股权来参与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土地的规模流转。农民按股获得收益,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化和有偿化。目前这个市有42个村展开试点,完成土地股权化改造5.8万亩。
城镇化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代表说,德州市通过制度设计,推进农村社区、产业园区“两区同建”。按照标准化生产和品质农业的要求,突出产业特色,成方连片发展。两区同建,兼顾了农民改善生活和发展经济的要求,成功实现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个转变。
钱克明说,为了提高有限的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成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农业专业户手中适当集中。钱克明建议,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对农民的生产补贴应该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以此来保证大户和农民双受益。钱克明同时强调,土地有规模的流转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在执行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将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与改善农民福利待遇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条底线。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